革命老人李六如是湖南人，比毛澤東年長6歲，早年就參加革命，對毛澤東深為敬仰。1921年冬，他在經毛澤東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后，便成為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和忠實追隨者。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他們攜手同心，相互倚重，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相識在船山學社
1908年秋，21歲的李六如赴湖北武漢參加新軍，由此走上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失敗后，他遠赴日本留學深造，期間加入中華革命黨。1918年秋，他大學畢業從日本回國，在家鄉平江縣城先后創辦了救民工廠和興業織布公司，自任廠長、經理。他積極倡導平民教育，在工廠裡舉辦夜校，以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質。
五四運動爆發后，李六如積極投身其中。他如飢似渴地閱讀了《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湘江評論》等進步刊物，接觸和了解了馬克思主義。由於他所辦的工廠因戰亂不斷、軍閥勒索而倒閉，他那“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夢想也隨之破滅。在彷徨苦悶中的李六如思之再三，認為“隻有仿效蘇聯，才是徹底的有效的辦法”，並油然想到了在長沙主編《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產生了一種去向毛澤東請教的強烈願望。此前，他曾讀過毛澤東發表在《新青年》和《湘江評論》上的許多文章，甚感佩服。
李六如打聽到毛澤東在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附屬小學工作的消息后，便於1920年冬攜妻子奔赴長沙，先以賣文為生，后進入落星田的高等商業專門學校、連升街的私立群治大學等高校教書。期間，他閱讀了《資本論》，並與同鄉好友、愛國知識分子喻寄渾等人支持一部分進步學生，在長沙籌資創辦了《平江旬報》。同時，李六如還發動和組織瀏陽、醴陵等45個縣辦起了縣報，成立縣報聯合會，並當選為會長。為了開啟民智，他在長沙各報發表了不少有關平民教育的文章，又經常到各處去演講，還與方維夏一道大力倡導平民教育運動，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進會。李六如因此聲名大振，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注。
一天，喻寄渾受毛澤東委派，前來約見李六如。李六如高興地說，他早就想去拜訪毛澤東了，只是無人引見。當天，李、喻二人便興致勃勃地前往貢院西街的船山學社，先見了學社社長何叔衡。李、何二人一見如故，何告訴李，毛澤東在船山學社內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
當李六如從船山學社圖書館借得《勞農政府與中國》、《新俄國之研究》、《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等書籍，返回何叔衡的房間時，手持報紙的毛澤東已坐在那裡了。經何介紹后，李、毛二人便親切地交談起來。李六如稱贊毛澤東組織起了湖南學生聯合會、新民學會，又在五四運動、驅張運動中立了大功。毛澤東謙遜地回答說：“這算什麼功，靠大家的力量嘛，少數人是逞不起英雄的。”頓了一下，毛澤東又對李六如說：“聽何胡子說，你在武昌當過兵，打過仗。辛亥革命那年，我也在長沙當過兵。”“他還耕過田哩！”何叔衡指一下毛澤東。毛幽默地說：“秀才當兵會造反咧。我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怕‘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隻會穿吃，那就不好。”
李六如正在品味這些話時，毛澤東又問起他在平江辦夜學的情況。李六如遂將如何以救民工廠和興業織布工廠為基點開辦夜校，逐步發展到各行業和農村等具體情形一一道來。毛澤東凝神靜聽，然后發表意見說：“辦夜學是好的。不過，單教幾個字，恐怕不夠吧！”接著又問道：“現在還辦嗎？有沒有人主持？”李六如回答說：“還在辦。”他便詳細地述說了農事工會余賁民和工業工會陳茀章辦工會、農會和夜學的事，毛澤東聽了很高興。
接著，李六如把自己讀了毛澤東發表在《湘江評論》上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后的疑問直接提了出來：“中國人多、地廣，恐怕不容易聯合起來。加上南北軍閥勢力大，老百姓赤手空拳，恐怕不濟事吧？”毛澤東說：“那不見得。‘眾志成城’嘛。俄國十月革命，不是個好榜樣嗎？我們中國，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到辛亥革命都失敗了。原因很多，其中一條，就是缺少有正確領導、有嚴密組織的民眾基礎。現在工商失業，農村破產，更是中國人民需要革命的時候。所以從五四運動以來，各界人民都開始有了組織，雖還不夠普遍，但比起從前，大有不同啦。”他指出，隻要有像俄國那樣堅強的黨做核心，又普遍深入地發動民眾，使其覺悟、組織起來，以佔人口最多的工農民眾為基礎，把大多數中國人團結在一起，再加上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必定能夠成為一支強大無比的革命隊伍。毛澤東信心十足地說：“到那時，就不怕什麼帝國主義、什麼封建軍閥打不倒。歷史的車輪是前進的，人類社會是發展的。朋友，事在人為。”李六如聽后豁然開朗，由衷地說：“對，你說得很有道理，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最后，毛澤東又關切地詢問了平江遭受兵災以及人民生活的貧困狀況，還詳細地了解了李六如在興業公司破產后，目前生活是否困難等情形。
從此，李六如將毛澤東、何叔衡視為至交，毛、何二人也常來李家串門，他們無所不談，親密無間。
毛澤東介紹入黨
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成立兩個月后，毛澤東於1920年10月間同時接到上海和北京寄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遂著手在湖南建立團的組織。他首先積極地在省立第一師范、商業專門學校和第一中學等學校的先進師生中，尋覓發展對象。在一次船山學社的閑談中，何叔衡試探性地問李六如是否知道毛澤東正在建立的組織，李六如興奮地低聲問道：“是不是共產黨？”何說：“不是共產黨，是S.Y,即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六如於是詳細了解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性質，知道這個團體是信仰科學社會主義的，遂毅然決然地向何叔衡表示自己願意參加。何讓他去找毛澤東談一談，並於當晚就把這次談話經過告知毛。
李六如同毛澤東談過話之后，即由毛澤東、何叔衡介紹，於1921年秋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7月，毛、何二人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返回長沙后，於10月10日正式成立湖南黨組織——中共湖南支部。在湖南各地大力發展黨員、建立組織的過程中，毛澤東特別注意在原有革命組織——新民學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中，慎重地吸收先進分子入黨。
這天，李六如在湖南自修大學聽完課后，應何叔衡和毛澤東的約請，來到何的住處，毛、何二人向李六如初步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當李聽說共產黨發展黨員的要求更為嚴格時，便表示很想加入，但不知自己行不行。何回答說：“行的，隻要你自己有決心。”接著，便將共產黨的綱領、奮斗目標和實行民主集中制以及個人要服從黨的利益、嚴守黨的機密等黨的基本原則，講給李六如聽。
幾天后，李六如又來向毛澤東詳細談了自己對黨的認識，表明自己迫切要求入黨的願望。毛澤東遂決定由他與何叔衡介紹，於同年冬將李六如由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直接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李六如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政治思想等各方面有了更大的轉變和進步，成為“點燃平江‘星星之火’的第一個火種”。
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了湖南的工人運動。他將黨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粵漢鐵路和長沙各重要產業與手工業企業中，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動領導工人的罷工斗爭。他經過考察，了解到安源是工人最集中和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地方，因而對其尤為重視，於1921年冬先后派李立三、蔡增准、蔣先雲赴安源開辦工人夜校，開展工人運動。夜校開辦后，工人讀書熱情高漲，入學者達600多人。但夜校缺乏教材，僅靠李立三等人臨時選編，遠遠滿足不了需要。為此，正在平江工作的中共湘區委員會文委委員李六如，被毛澤東調往安源去編寫夜校教材。
李六如於1922年春抵達安源后，即深入到煤礦工人中做了大量的調研，然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材編寫工作。他一字一句反復推敲，多次修改，每課內容都凝練成三四百字乃至20多字，以適應夜校工人年齡大、基礎差的特點。至當年10月，他編寫出版了《平民讀本》第一至三冊﹔到次年5月，第四冊面世。《平民讀本》在湘、鄂、贛、粵等省發行量很大，到1924年3月，已再版4次。它是湖南黨組織較早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通俗讀物，是湘區黨委從事工人運動，向工人階級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啟蒙教育的好教材。
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勝利召開，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隨即，中共各級黨組織選派骨干去做國民黨的工作。這年4月，國民黨湖南臨時省黨部執行委員會成立，李六如、何叔衡等被選為執委。為了給湘區黨的宣傳工作籌集經費，李六如受何叔衡委派前往廣州活動，以爭取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經費援助，附帶為湘江中學籌款。
李六如帶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的公函以及中共湘區委員會給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介紹信，先赴滬找到了正在上海國民黨執行部任秘書的毛澤東，由毛介紹，向葉楚傖、邵力子先行墊借了300元匯寄回湖南，解決了湘區經費緊缺的燃眉之急，使其工作得以繼續進行。然后，他乘船抵達廣州，托熟人關系，輾轉找到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廣東省省長、財政部部長的廖仲愷以及汪精衛等人，確定由國民黨中央每月接濟湖南省黨部1000元﹔同時又從任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大本營秘書長的譚延?以及湘軍軍官魯滌平等人處為湘江中學募集了一大批資金。
在拜會譚延?時，譚念及李六如與自己是同鄉加故交，就想讓李留下來幫辦黨務。李六如與陳延年接頭時,當面匯報了他此行的任務及其辦理情況，並就譚延?想留他幫辦黨務一事進行請示，陳表示贊同。於是，李六如便在湘、桂二軍總部各挂了顧問官的頭銜，並擔任湘軍總司令部特別黨部常務委員。在這一特殊崗位上，他按照中共黨組織的指示，竭盡全力做好對國民黨上層的統戰工作。
同年秋、冬之際，李六如作為北伐軍總部黨務處長，隨譚延?參加了第一次北伐。北伐失利后，李遂回廣州，擔任第二軍校政治部指導主任與教官，同時兼任湘軍總司令部特別黨部常委。他在中共廣州區委的直接領導下，在湘軍中積極慎重地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他見與自己朝夕共事的湘軍總部特別黨部常委的方維夏很有正義感，便將《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送給方閱讀，還向方秘密介紹了有關共產主義、共產黨等問題，從而加深了方對黨的認識。不久，經李六如和劉顯黃介紹，中共廣州區委批准了方維夏入黨的請求。方入黨后，中共在湘軍中建立了第一個黨小組，並逐漸由第二軍校發展到各團。至次年秋，鑒於湘軍中的黨員隊伍壯大，該黨小組又升格為黨的特別支部，李六如任支部書記，受周恩來直接領導。
為了加強湘軍的思想政治工作，李六如和方維夏代表湘軍黨務處，前往設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請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並代理國民黨中宣部部長的毛澤東到湘軍中就如何開展工人、農民運動的問題進行演講。毛澤東見到李、方二人，喜出望外。李六如發現毛澤東仍然身穿粗布衣，腳登黑布鞋，與4年前在長沙第一次見面時的穿戴一樣簡朴。而自己卻穿著擦得光亮的皮鞋，熨得筆挺的西裝，不免感到臉紅。由此他暗中反省自己，下決心今后向毛澤東學習，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切實做到艱苦朴素。
看了李六如的介紹信，聽了他關於湘軍情況的介紹及其來意，毛澤東欣然接受邀請。隨后，毛澤東如約赴湘軍講武堂作演講，他用地道的家鄉話深入淺出地向學員講述了依靠工農的重大意義。當講到工人農民和階級壓迫這個問題時，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寶塔，並說，階級好比是個塔，你們看，最下層的塔基，多麼寬、大呀！這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人數最多，最受壓迫。再上是地主資產階級，人數很少。塔頂上，是帝國主義同軍閥。他們雖然很凶，但人數最少，隻要我們把這被壓在底下的塔基一翻，他們就站不住了，就會馬上倒下來。他做了個翻塔頂的手勢，笑著問道：“你們說，對不對，到底是塔頂的力量大，還是塔基的力量大？”湘軍學員們異口同聲地說：“對，塔基的力量大！”李六如、方維夏聽了，也深受啟發。
1926年7月，李六如作為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四師中將黨代表，率部參加了第二次北伐。大革命失敗后，根據八七會議精神，受中共湖南省委的派遣，他回到湖南和夏明翰一道去平瀏組織秋收暴動。暴動失利后，李六如化名潛往上海，和一名黨的聯絡員接上了頭，並通過該聯絡員安排，於1928年9月的一天晚上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周恩來。按照周的指示，李於同年冬從上海啟程遠赴新加坡，被任命為南洋共產黨臨時委員會宣傳部長，負責辦一份公開出版的“天秤”小報。1930年初夏，李六如被調派去中央蘇區瑞金工作，但因閩贛交界處的要道長汀被敵軍攻佔，他被阻滯於“閩西蘇維埃政府”（后改組為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臨時駐地虎崗。因閩西急需要干部，時任閩粵贛邊區省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張鼎丞便將李六如留下來，擔任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
一年后，李六如隨閩西蘇維埃政府遷到汀州。1932年秋的一天，他聽同在省蘇維埃政府工作的范樂春說，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毛澤東病了，而且即將來汀州。李一方面為能再見到毛澤東而興奮，另一方面也擔心毛澤東的病可能是因戰斗受了傷。這天傍晚，當李六如正在房間裡批閱報告時，得到了有客人來找的通報，遂趕緊起身相迎。隻見毛澤東在汀州福音醫院名醫傅連暲的陪同下，已跨進門來。李六如驚喜萬分，立即跑上前，緊緊地握著毛澤東的手：“快請進來坐。”毛澤東偕傅連暲落座后，關切地問道:“六如同志，身體可好？”李連忙回答：“好，好！”他見毛澤東確實消瘦了許多，且與醫生同來，遂關切地問道：“毛主席的傷勢怎樣？”傅連暲回答道：“不是受傷，是疲勞過度，毛主席太辛苦了。”
李六如一顆懸著的心，這才放下來。毛澤東又問他：“我早知道你到蘇區來了，你覺得這裡比長沙、廣州、上海、南洋怎麼樣？”李六如深有感觸地回答說：“那不能比?！這是工農群眾的天下，革命的天下。好得很!”毛澤東滿意地笑了。接著，李六如問傅連暲：“傅醫生，毛主席住在你們醫院，各方面都安排好了嗎？”“都安排好了！本來我們還想搞好些，但毛主席說已經夠好的了，現在環境困難，要跟廣大群眾一樣。”說到這裡，傅欲言又止，望望毛，又望著李，婉轉地說：“不過，我還有一個要求，秘書長，這要你才能幫忙！”
經李六如詢問，傅連暲才和盤托出：“毛主席太勞累了，失眠，精神上十分需要安靜。可是，打更的每晚走過，???響得很，我建議把打更停止一個時期，隻要你下個命令……”“那可以?！我可以通知他們，晚上隻巡邏，不打更。”毛澤東卻態度堅決地朝李擺手，說：“不行，不行！也不應該！巡更既為報時，亦為防火防盜，是民間老習慣嘛！這是群眾性的需要，不能因我個人而取消。”同時又對傅說：“你的意思很好，但我們是革命的共產黨員，不能擺國民黨官老爺的派頭，你看是不是？”傅微笑著連聲說：“對，對！”
隨后，毛澤東問及汀州的一些情況，李六如如實相告。兩人一直談到深夜。次日，李六如又前往北山腳下的醫院去拜訪毛澤東。走進毛的房間，見他正在伏案疾書，李六如便關心地說：“毛主席身體不好，應該多休息啦！”在隨后的交談中，李六如就如何搞好蘇區經濟工作的問題，與毛澤東進行了探討，交換了看法，感到心裡更加亮堂了。他們一直談到黃昏，才依依惜別。
深受毛澤東重用
此后，李六如被調到中央蘇區工作，歷任中華蘇維埃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稅務局局長、國家銀行總行副行長、代理行長等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長征，李六如被留下來參加中央政府后方辦事處工作，度過了轉戰贛南的艱難歲月。
1937年10月，經黨組織安排，李六如和妻子王美蘭輾轉到達延安。李六如被任命為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不久還兼任行政學院代院長，其妻任毛辦秘書處干事。李六如在任秘書長期間，除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起草和承辦了大量的文電、報告、書信等文稿外，還組織和帶領工作人員，深入到陝甘寧邊區農村、城鎮調查，或到新華社等新聞單位和有關主管部門查詢，或請各方面人士座談，廣泛收集邊區和國內外各種情況和信息等資料，進行綜合分析、逐項整理后，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毛澤東研究使用。在調查中，李六如堅持實事求是，敢於秉筆直書，真實地向毛澤東提供第一手資料。
自從國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后，陝甘寧邊區日益為全國乃至全世界所矚目，國內外人士頻繁來訪，大批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涌向延安，李六如為此認真細致地作了大量的接待工作。他還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負責籌備成立了新哲學研究會，並按制定的編纂計劃，與秘書和培元共同編寫了《陝甘寧邊區實錄》一書。編寫工作啟動之前，毛澤東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與李、和二人共同研究確定編寫提綱﹔書稿完成后，毛澤東親自為該書題寫了“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的題詞。並於1939年1月致信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廳長周揚，強調此書“因關系邊區對外宣傳甚大，不應草率出版，必須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特請周揚“全權修正此書”。該書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后，向國內外真實而全面地介紹了邊區情況，從而打破了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對邊區的肆意攻擊與誹謗。
1940年冬，李六如調任中央財經部副部長。抗戰勝利后，他奉命奔赴東北，歷任東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東北財經干校校長、東北司法部部長兼東北人民法院院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建立最高人民檢察署（1954年9月更名為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共中央經過認真研究，最后由毛澤東提名、中央決定，將李六如調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常務副檢察長（兩年后兼任黨組書記）。
當時，擔任檢察長的羅榮桓身體不好，需要休養一個時期，李六如受委托主持全面工作。1949年10月22日，在北京中南海宣告成立的最高人民檢察署，決定由李六如作為五人起草小組召集人，盡快起草人民檢察署組織大綱。起草小組同心協力，很快編寫出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試行組織條例》草稿。該組織條例經討論修改后呈報毛澤東，獲得首肯。作為新中國檢察工作的首部法規，它為日后全面、系統地建立各項檢察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礎。
依照該組織條例的有關規定，李六如在抓緊建立健全最高人民檢察署自身機構的同時，又著手組建地方各級人民檢察署。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於1951年冬在北京召開了以精簡國家機關為中心議題的全國編制會議，有人在會上提出精簡檢察機關、讓它“名存實亡”的意見，即隻保留檢察機關的名義，不單獨設立機構，不配備專職干部，檢察方面的工作一律由公安機關兼辦。該提議被編制會議認可，並作出相應決議。從上邊刮來的這股“取消風”，對檢察機關沖擊不小，使正在組建中的檢察機關受到很大影響，組建工作已無法繼續進行，檢察業務也難以開展。當時李六如出差不在北京。時任廣州市檢察署檢察長鄭北辰在得知全國編制會議的這一決定后又氣又急，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堅決反對檢察機關“名存實亡”，並陳述了他反對的理由。毛澤東閱信后，親筆在上面批示：“請檢察總署黨組提出意見。” 最高人民檢察署黨組即書面報告毛澤東，說明剛剛建立的檢察機關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起到了積極作用，並舉了若干重要例証，証明檢察機關在保障國家法律正確實施方面的重要性，認為從健全國家法制的角度考慮，不應該撤銷檢察機關。緊接著，趕回北京的李六如立即致信周恩來，聲明他不在北京期間，全國編制會議作出撤銷檢察機關的決定，事先根本沒有征求他的意見。他不同意這個錯誤的決定，並從國家制度上和實際工作上說明了設置檢察機關的必要性。在綜合各方面意見、權衡利弊之后，毛澤東決定保留檢察機關。檢察機關的組建工作遂得以繼續進行。
關注老戰友書稿
早在延安工作期間，李六如就萌生了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記錄下來，用文學手法寫成一部自傳體小說的想法。但在當時，他作為毛澤東辦公室的秘書長，工作繁忙，難得閑暇，隻能利用下班后、入睡前的零星時間，斷斷續續地寫一點。這樣日積月累，竟形成了幾百頁的寫作素材。以后，他把這些材料按不同性質加以分類、整理，寫成了札記，即《由黑暗到光明之路》、《五十年見聞記》和《浪漫的人生》。抗戰勝利后，這3本札記隨他轉戰東北，一路來到北平。
1954年末，李六如從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的崗位上退了下來。時間充裕了，於是他拿出珍藏多年的3本札記，邊看邊想，以驚人的毅力開始了他一生最后的戰斗——創作3卷本巨著《六十年的變遷》。動筆前，他首先拜訪了幾位從事文學創作的老朋友，虛心向他們請教。接著他花費很多時間，精讀了《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英烈傳》、《彼得大帝》等多種中外歷史小說，做了大量抄錄和批閱，還通讀了《中國小說史略》、《古小說鉤沉》、《中國小說史稿》、《小說叢考》等多本專著，以便從中汲取營養。在創作中，他又大量收集材料，調查走訪，反復核對史實，務求全方位，多角度地把這些歷史事件寫得更加客觀、豐滿，做到引人入勝，又無懈可擊。1961年，他帶著秘書來到湖南。在長沙，在平江，他和鄉親們親切交談，仔細詢問過去和現在的情形。他還長途跋涉到江西、福建等一些當年從事革命活動的地方，尋訪革命舊址，查找相關資料，探望革命老人，收集了大量關於毛澤東、毛澤民、何叔衡、瞿秋白、方維夏、郭亮等人的資料，以及平江農民暴動、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斗爭、蘇維埃根據地和反“圍剿”等歷史事件的鮮活資料。
奮筆疾書兩年多，李六如終於完成了《六十年的變遷》第一卷。幾經修改后，他自己花錢打印了若干份，鄭重地送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其他同志審閱。毛澤東沒有想到，這位老同鄉、老戰友會在古稀之年，抱病寫出一部洋洋22萬字的自傳體長篇歷史小說，因而對他更加欽佩。毛澤東親筆批示將書稿交給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林默涵負責審閱。林審閱后，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報告，代表中央宣傳部肯定了該書稿是一部很好的歷史小說，對青少年富有教育意義，同時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李六如參照這些意見，又對書稿進行了精心修改，隨后於1957年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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