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介甫
維穩總參謀部
1966年夏，來勢凶猛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動蕩中，時任副總參謀長的李天佑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堅強黨性，堅持完成自己分管的國土防衛、戰備工作和軍事援外任務，努力保持總參機關正常工作秩序和部隊穩定。
為時，總參謀長羅瑞卿被停職和隔離審查，由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協助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總參黨委和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天佑主持。周恩來和幾位老帥多次語重心長地囑咐李天佑：總參要堅持黨的領導，不准成立群眾組織﹔要保持穩定，不能亂。
八九月份，李天佑在總參召開的各種會議上，反復強調要貫徹周恩來和老帥們的指示，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黨的原則，努力保持總參機關穩定和安全。
10月5日，分布在全國各地的總參所屬院校的“造反派”涌入北京，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由，沖擊總參機關。李天佑看到一些領導干部無端地受沖擊、被打倒，感到很痛心。他仗義執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努力保護干部。他聽說總參二部有位副部長被扣留，還要揪到南京某學院批斗，便立即趕到火車站勸說放人﹔他還特意給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去電話，請他們協助做好“造反派”的工作。總參二部有位大革命時期入黨，早年從事地下工作的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一張小報上有人誣陷其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后叛變。江青、康生得知后批示：這個人為什麼還不逮捕？此件送給李天佑看后，他覺得僅憑一張小報，不經調查核實就抓起來，這樣對待一個高級領導干部，未免輕率。經過反復思考，他先向周恩來作了匯報，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周恩來當即批示，將這位部長監護起來，由總參調查處理。后經總參專案組外調查証，否定了小報對這位部長的誣陷之詞。
1967年年初，一些人沖進防化兵部大院，搶防化兵部印章，實行“奪權”，並在院內、樓內構筑工事，准備武斗。李天佑和王新亭派人去做工作，要他們撤出大院，遭到拒絕。周恩來得知后，指示派部隊保護。李天佑遂派作戰部副部長率領部隊進駐防化兵部大院，維護紀律，進行宣傳教育。經過細做工作，終將他們勸出大院。
總參三部擔負著繁重的戰備值班任務，但在中央文革小組某些人的唆使下，卻成了總參機關最先亂的單位。該部下屬院校的學生和工廠的部分工人紛紛沖擊部機關，圍攻、揪走部領導，擅自沖擊機要區，甚至在機關大院中搭起帳篷，安營扎寨。鑒於三部的特殊地位，中央軍委曾專門發布關於三部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和指示，要求該部所屬單位暫停“四大”，但“造反派”不聽。三部5位局領導憂慮不安，相約向李天佑反映情況，講到激動處都流下了眼淚。李天佑除了及時向中央軍委反映情況外，還約王新亭召集三部處以上干部到京西賓館開會，激勵他們堅守工作崗位。1月9日，中央軍委再次發布《關於三部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從而穩定了這個部的局勢。
社會上掀起武斗時，李天佑認為應加強部隊武器裝備管理，嚴防流失、被盜。他主持有關部門迅速提出加強槍支彈藥管理的意見並以總參名義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隊加強對槍支彈藥的管理。
二三月間，軍內外的一些“造反派”團體用搶來的通信裝備私設電台，進行非法聯絡，指揮武斗，有的還私設廣播電台，用明碼發報、明語聯絡，廣播國內情況，造成嚴重泄密事件。時任中央無線電管理委員會主任的李天佑得知這一情況后，迅速與副主任、通信兵部主任江文研究處理辦法，利用總參有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呈批電報的條件，採取發報的辦法，直接報告了毛澤東。第二天毛澤東就批准照辦，並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命令形式發布全國。軍內外“造反派”組織非法私設的電台被全部沒收，其頭頭也被依法處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審查干部問題上，李天佑堅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保護干部。他把保護總參二級部的部、局領導干部作為工作重點，力求使他們安全在位，發揮職能，以保持總參機關穩定，確保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賦予任務的完成。3月，在總參召開的專案工作會議上，他要求參加專案組的總參政治部正、副主任要堅持原則，把對一些干部沒能搞清楚的問題，通過過細的調查研究，把問題搞清楚，以便更好地保護干部和使用干部。與此同時，李天佑反對大搞株連的做法，對被審查干部的子女、親屬想方設法給予關照和保護，指示有關部門，妥善安排他們的吃、住問題，凡能安排到總參直屬“五七”干部學校的，都要力所能及地給予安置和保護。
李天佑還多次受周恩來派遣，到內蒙古等地制止武斗和解決問題。4月下旬的一天，李天佑參加周恩來召開的一個緊急會議。當時，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內蒙古軍區把當地的“造反派”圍在一座樓裡，斷水斷糧，情況十分危急，要求立即派人解救。會上，周恩來決定，由李天佑和內蒙古軍區政治委員吳濤為領導組成“中央赴內蒙古工作組”，迅速趕赴內蒙古進行調查處理，恢復了當地的正常秩序。
面對眾多領導干部被揪斗或靠邊，許多工作陷入癱瘓，而在中國周邊，侵略越南的美軍飛機不斷侵犯中國的領空領海，蘇聯陳兵中國北部邊境，台灣國民黨軍要進犯大陸的情況，周恩來一再指示總參作戰部：要提高警惕，專心致志掌握好境內外情況，加強戒備，一定不能出問題。作為兼任作戰部黨委書記的李天佑，深知擔子的分量。他牢記周恩來的指示，日以繼夜地聽取各方面的信息，密切注視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周邊國家的軍事活動，警惕地分析敵對勢力的企圖，同時對全軍的戰略部署和兵力布局進行反復思考。五六月份，他與作戰部研究，感到京津地區兵力薄弱，一旦境外敵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亂，用空降部隊對京津地區實施突然襲擊，將立即危及首都和中央的安全。他組織作戰部隨即寫報告，建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從外地調一支戰斗力強的部隊加強京津地區的防衛。這個報告很快得到總參黨委同意，並上報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批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李天佑經過深思熟慮，又對全軍兵力部署、戰略預備隊配置和兩個大單位接合部兵力設置等問題寫出報告。對李天佑這些事關戰略全局的建議，總參黨委、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都十分贊成，認為有利於改善國家的兵力部署和戰略格局，予以採納。在他主持交通戰備小組工作時，曾多次參與研究開辟和修復與周邊國家相鄰的鐵路和公路問題，改善了中國邊境地區的交通狀況，為加強戰備創造了條件。
“文化大革命”使各種正常秩序遭到破壞，李天佑經常連續幾天工作得不到休息。繁重的工作任務，復雜多變的情況，巨大的精神壓力，使他的腎病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醫生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療，他總以工作離不開而推辭，即使勉強住進醫院，仍是經常在病房找人談話，商談工作，處理公務，或是白天出去開會，晚上回到醫院，每天工作達12小時以上。腎病引發了他的腰痛和浮腫，在無法坐著開會、辦公時，他就躺在辦公室的活動床上處理工作。
9月14日，周恩來指示：我們的無線電技術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導體？為落實周恩來的指示，李天佑忍著病痛與王新亭和副總參謀長溫玉成一起召集通信兵部和第四機械工業部有關領導開會，聽取他們關於師以下部隊半導體輕型通信裝備的研制和生產情況的匯報。11月28日至12月6日，通信兵部和第四機械工業部聯合召開了師以下部隊通信裝備半導體化輕型化會議，參加會議的有52個廠家、有關研究院所和有關軍區的負責人。會議研究確定，首先將已研制出的十幾種野戰通信裝備和配套設備逐步投入批量生產，對尚存在問題的幾種機器，爭取盡快過技術關。在李天佑等關注下，經過各方面一年多的努力，新產品陸續裝備部隊。
1969年1月，李天佑被增補為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4月，李天佑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4月28日，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通過中共中央軍委成員名單，李天佑任中央軍委委員。
在“文化大革命”中，盡管李天佑竭盡全力地做工作，但在當時的復雜環境中，他的一些良好願望往往不能實現﹔迫於形勢和壓力，也曾違心地說過一些錯話。為此，他時常憂心忡忡，曾寫詩表達當時悲憤郁悶的心境。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接到離職休息的命令，但在移交工作過程中，仍堅持召開會議，傳達周恩來關於援外工作的指示，並提出了如何貫徹落實的意見。7月底，他接到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建軍節招待會請柬，因身體狀況較差，醫務人員勸他不要出席。他聽說一些剛被“解放”的老干部要參加，堅持抱病出席，為這些同志的復出感到欣慰。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9月上旬，已陷於病危中的他多次對醫務人員說：“我不行了，不要再用貴重的藥，浪費國家資財！”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逝世。
推薦閱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