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無法完成的自傳
在陳獨秀是“遣悶”之作的《實庵自傳》，而在陶亢德卻如獲至寶，立即發布廣告，稱它是“傳記文學之瑰寶”，對陳獨秀終於如約交出書稿，極為稱道，並附編后記說:“陳先生是文化導師，文壇名宿，擱筆久矣！現蒙為本刊撰文，實不特本刊之幸也。”《宇宙風》連載於散文十日刊的51、52和53期，書名為《實庵自傳》，署名陳獨秀。《實庵自傳》兩章，使讀者從中看到“自幼便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的傳主，將有著怎樣的童年，看到傳主18歲那年赴南京鄉試，是什麼促使他摒棄科舉，走上“康(有為)黨”之路。那一個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如“嚴厲的祖父”、“能干而慈愛的母親”、“阿彌陀佛的大哥”，以及院試考官和鄉試考官，無不給讀者留下難忘的印象。
望孫子盡快成才的“嚴厲的祖父”，有個“白胡爹爹”的綽號，“孩子們哭時，一說白胡子爹爹來了，便停聲不敢哭”，就是這個“嚴厲的祖父”，也常常因為讓年少的陳獨秀背誦《四書》、《五經》而“氣得怒目切齒幾乎發狂令人可怕”，而更讓老人不解的是，陳獨秀“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他不隻一次憤怒而傷感的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與祖父的毒打形成對照的是，每每這個時候，母親便會暗自流淚，“母親的眼淚，比祖父的板子，著實有威權，一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怕打，不怕殺，隻怕人對我哭，尤其婦人哭，母親的眼淚，是叫我用功讀書之強有力的命令。”他說母親“很能干而疏財仗義，好打抱不平，親戚本家都稱她為女丈夫。”但是，母親也有“優容奸惡，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的缺點，而這恰恰又為他所承襲，他說:“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對於“阿彌陀佛的大哥”雖著墨不多，但卻將大哥既要接受“母親嚴命，教我習八股，預備應考”，又要哄勸“難說話的弟弟”，上下為難，無計可施的窘態，寫得躍然紙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鄉試”中，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應試的“正人君子”刻畫得更是入木三分。帶著“‘讀書人’這張體面的護符”，打著“奉旨江南鄉試”的招牌，這班“正人君子”來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雞摸狗，齷齪卑劣，動輒以“我們是奉著聖旨來鄉試的，你們誣蔑我們做賊，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對舊時考場和考生百態，更是涉筆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極為厭惡科舉考試，並因之而與之決絕。他由“考生的怪現狀”，聯想到倘若這班人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這便是我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最大動機”，並“后來接二連三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舉人、進士、狀元郎。”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書稿上所寫的“寫此遣悶”，故在連載時，特意給讀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鄒在印發《實庵自傳》單行本的《刊者詞》中也說:“本集是《實庵自傳》的初兩章，然可從中窺見作者少年的環境和其特有的奮斗精神。先為刊出不是無有意義的。”“每期都有”和“先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實，以催逼后續篇章的完稿。
出獄后的陳獨秀，面對已是全民抗戰的局面，他每天不是寫文章就是發演講，盡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為所動。這一點，陶亢德也意識到，他說:“到達漢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戰文章上了，自傳也無心思續寫。”陶亢德也知現在仍催逼續寫《實庵自傳》，是有點“不知道緩急輕重”，可是，出於多年辦刊辦報的職業習慣，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囑一句“有暇甚至撥冗續寫的話。”1937年11月3日，陳獨秀致信陶亢德說:
“弟之自傳，即完成，最近的將來，亦未必能全部發表，至多隻能寫至北伐以前也。弟對於自傳，在取材、結構及行文，都十分慎重為之，不草率從事，萬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從容為之，能在史材上文學上成為稍稍有價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濫造，往往日得數千言，弟不能亦不願也。普通賣文糊口者，無論興之所致與否，必須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觀，望先生萬萬勿以此辦法責弟寫自傳，倘必如此，弟隻有擱筆不寫，隻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顧著作者之興趣，此市上壞書之所以充斥，可為長嘆者也。”
陳獨秀的信，已將不能續寫的理由說的得體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條不能忽視的理由則是，縱是寫出來未必就能通過國民黨的書刊檢查，他在逝世前3個月給鄭學稼信中說:“弟之自傳，真不能不寫，但寫亦不能出版，為之奈何？”由五四運動往下寫，怎麼也繞不開那麼多的是非紛爭的問題，縱是寫出來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書藏之名山，則非我所願也”，於是，不如不寫，免得徒費其力。誠如有學者所論:“《實庵自傳》之未能續成，實是為特殊的歷史環境所扼殺”。（張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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