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庵自傳》是陳獨秀留下的一篇不完整的自傳，隻有開頭兩章，約一萬三千字。第一章是“沒有父親的孩子”:第二章是“從選學妖孽到康梁派”。通篇文字優美、流暢，但因沒有寫完，給后人留下了一段遺憾。本文作者就為什麼陳獨秀沒有寫完自傳一事，進行了專題考証，可作為一段史實的補充。
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又說:“我還勸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此時的陳獨秀正被國民黨羈押在江寧地方法院監獄。對胡適所倡導的名人寫自傳，沒有多大興趣。當然，對於寫自傳，他也並非不為之心動，但由於經濟的原因他頗為躊躇。1932年12月22日，他在給老友高語罕的妻子王靈均的信中說:
“《自傳》一時尚未動手，寫時擬分三四冊陸續出版，有稿當然交老友處印行，如老友不能即時付印，則隻好給別家。《自傳》和《文存》是一樣的東西。倘《文存》不能登報門售，《自傳》當然也沒有印行的可能。若寫好不出版，置之將來，則我一個字也寫不出。”
信中所說:“老友處”，是指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陳獨秀一生除在北大任文科學長，和在中共初創期應陳炯明約，任廣東省教育委員長外，就再也沒有固定的職業，據現存的北京大學職員履歷表可以看出，陳獨秀在任北大文科學長時月薪三百元，比馬敘倫、陶履恭和胡適等北大教授高二十元，比圖書館主任李大釗高一百八十元。嗣后，去廣東應陳炯明聘，想必其薪水不會在北大之下。這對陳獨秀來說，是一生中惟一的衣食無憂的生活。
在他經濟上最艱窘的時候，是老友汪孟鄒和亞東圖書館給他施以援手。他在擔任中共負責人時，按照當時的規定，隻能從黨費中每月支30元生活費，於是，作為文人的他隻能一日一日地去亞東預支稿酬，為此，他欠了亞東的一筆債，在南京坐牢時，他讓來探視的汪原放告訴汪孟鄒，重印《獨秀文存》以償債。
汪原放回到上海后，重印了《獨秀文存》，該書反響極大，所有的書款及時回籠，亞東也按照他的吩咐，以《獨秀文存》的書款扣除他所欠的債，並附一份賬單給陳獨秀過目，陳獨秀看過賬單很高興，當即給汪原放去信說:“我猜想這賬上的主要意思是說《文存》的版費，除前透支外，現尚存洋三百六十四元。”
現在《獨秀文存》的發行，出乎意料的好，陳獨秀的顧慮應屬多余，他也理當動筆撰寫自傳了。
時居南京監獄寫此遣悶
此時曹聚仁曾代表群益圖書公司前來約稿，並給出不菲的稿酬，“每千字20元，每月可付200元”。他雖認為曹聚仁“為人尚誠實，惟不知該公司可靠否，望托人打聽一下。”他一直在猶豫之中，1933年3月14日，在致高語罕和夫人王靈均的信中，他又說:“《自傳》尚未動手，此時不急於向人交涉出版。倘與長沙老友一談，隻要他肯即時出版付印，別的條件都不重要。”
1937年7月，陶亢德通過汪孟鄒的介紹，由上海來到南京，舊話重提，一下就激起陳獨秀寫自傳的熱情。1937年7月8日，他給陶亢德復信說:
“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也久矣！隻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前次尊函命寫自傳之一章，擬擇其一節以應命，今尊函希望多寫一點，到五四運動為止，則范圍擴大矣！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至五四前后，內容能夠出版為止，先生以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內容有無窒礙，究竟寫至何時，能有若干字，此時尚難確定。”
陳獨秀從1937年7月16日至25日，隻用了10天時間，就完成了《實庵自傳》的兩章:“沒有父親的孩子”和“從選學妖孽到康梁派”，共計13000字。他在稿本上寫道:“此稿寫於1937年7月16日至25日中，時居南京監獄，敵機日夜轟炸，寫此遣悶。”8月中旬，書稿寄往上海陶亢德，他似是交了差，再也沒有過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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