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建党时的陈独秀。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启蒙者到革命者

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５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１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在这十二年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中经五四爱国运动，中共成立，国共合作，以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一说法是大体成立的。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成立，两者之间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党团员正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侧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中共的革命则转向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强调两者的断裂性和转折性。

史书写“建党伟业”的历史背景，不外乎两点：一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一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具体到牵头建党的陈独秀是如何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的，却缺乏具体的描述。从目前存留的史料看，陈独秀从自由主义转向列宁主义，几乎是在一个极短时间里完成的。1920年5月以前，陈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即参与组织了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这一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话，那么，陈独秀在1920年五六月间，思想发生了一个急剧性的“突变”。而从文本上看，1920年９月１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这无疑是他开始信仰列宁主义的“确证”。宽泛一点说，1920年5月－9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是什么原因导致陈独秀思想的这一突然转向，因缺乏出自陈独秀本人的直接史料，学界一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胡适的看法，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有两个“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3月26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解除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二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怂恿下，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而认为“私德太坏”为由，撤销其文科学长职务。胡适认为，“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对于第二个“节点”，胡适认为，“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唐宝林先生对胡适的前一看法有所保留，而对其后一看法似表示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５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１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杨奎松之前的研究也有论及。从时间上推断，与维经斯基的交往，应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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