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晚年思想再次“突变”

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首先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独裁和领袖独裁。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这一定位，不仅让陈独秀深感冤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警示中共党人：宁左勿右，右倾即是机会主义，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以反右、恐右为主流的左倾政治文化。

刘少奇对此深有体会。1937年2月，刘少奇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而且相当严重，尤其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左倾得骇人。“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导致全党上下“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而“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的不反对不打击。

”八七会议以后的数年间，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产生的负面效应。这样一种负面效应在很长时间里在党内延续，甚至凝固成一种难以消解的左倾政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本人在1929年加入托洛茨基派以后，同样坚持走左倾之路。他将托派小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深具意味。陈独秀加入托派以后，仍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不同的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是战略上清醒，而策略上极左；而托派是在战略上极左，而策略上清醒。

唐宝林先生指出，托派反对一切中间势力，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当中共被迫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后来终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陈独秀仍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离开城市和工人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否则党就会蜕变为“农民党”。陈独秀一直攻击中共在农村搞“武装割据”路线，仍坚持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职业武装。这是整个托派与中共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模式上的根本分歧。

在某种意义上，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托派更呈现出教条主义倾向。晚年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没有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

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他首先是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苏共的独裁和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此外，对于民主，陈独秀也有重新认识，认为民主是自古至今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指出苏俄排斥议会制度，排斥民主，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他特别强调反对党派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承认反对党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民主，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而陈独秀最后的思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唐宝林先生提示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这样的推断应是合理的，只是缺乏更直接更细致的史料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