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位悲情的革命家

窝囊的总书记

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陈独秀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1921－1927年，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以来，人们回忆与提及陈独秀的党魁生涯，多强调其“家长作风”，称其个性暴烈，专横独断，盛气凌人。唐宝林先生也说陈独秀性情暴躁，倔强刚毅，从小就具叛逆性。胡适更称其为“终身反对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羁”性格的陈独秀，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因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被唐宝林先生称之为陈“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而这“窝囊”的一面，却是我们过去甚少注意到的。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经常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斯大林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从莫斯科得到“圣旨”回来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从井冈山、延安升起之不易。

据唐宝林先生统计，在1923－1927年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决议738个。讨论与决议之密集，可见一斑。这里还涉及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实际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路线的需要而调整。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唐宝林先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苏关系。中共被置于苏联与国民党博弈的夹缝之中，很少有自主调适的空间。更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者并不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情况，其万里之外的决策与遥控，实在难免出错；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的往返沟通，更难免失时耽搁；而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多头并进而不统一，相互之间常有分歧，令出多门也让中共执行者不知所措。凡此种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和自主空间是很小的。陈独秀名为一党领袖，实为斯大林遥控下的“小媳妇”，在中国革命与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陈独秀还无法向党内干部和同志解释和倾诉。党人也无法分辨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以至于党人最后将一切归咎于陈独秀个人“专横独断”的“家长作风”。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苏联虽然以自身利益为第一考量，但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革命是符合苏联根本利益的。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联自然希望中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只是在具体指导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有失时、失策、失误之处。仅就经济援助而论，如果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恐怕停留在“杂志党”状态：办一份杂志，做一些笔头革命的工作而已。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是如此。1929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派以后更是如此。有钱不革命，无钱也革不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