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陳獨秀被右傾的三重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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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國民大革命后期，陳獨秀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而蘇聯解密檔案資料表明，陳獨秀所犯的錯誤大多與莫斯科的指導有關。不僅如此，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駐華代表甚至直接做出了一些錯誤決策。蘇聯的國家政策以及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服從的組織關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此外，黨內合作的模式從體制上剝奪了中共的領導權。從另一角度說，在聯共(布)中央日趨激烈的權力爭斗中，陳獨秀可說也成為他們斗爭的犧牲品。

一、蘇聯的國家戰略是陳獨秀被右傾的深層次原因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聯共（布）的幕后操縱下，由共產國際一手促成。作為當時惟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迫切需要在東方結盟，以實現其遠東的安全和利益。“由於要對世界帝國主義進行漫長而持久的斗爭”，應該把 “一切革命因素調動起來”，建立反帝統一戰線。這“雖然極不可靠， 極不穩定，但社會主義共和國畢竟能在資本主義包圍中生存下去了。”基於東方戰略的考慮，蘇聯要利用孫中山的國民黨來緩解在華帝國主義對其構成的嚴重威脅，而孫中山此時也渴望蘇聯的援助。於是，在“聯俄聯共”的前提下，國共實現合作。

國民黨“二大”選舉、“中山艦”事件以及“整理黨務案”被視為陳獨秀的“三大讓步”，而《汪陳宣言》標志其“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達到頂峰。可是，右傾何傾，主義又何在呢?

1925年末， 直奉軍閥控制北方政權，蘇聯支持的馮玉祥的國民軍抵擋不住，北方局勢發生逆轉﹔而在歐洲也出現反蘇聯盟。蘇聯指導中國革命的路線隨即轉向保守，共產國際發出“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放棄革命領導權。而陳獨秀被迫執行這一政策，造成所謂“右機”錯誤。

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新中央委員的問題上，鮑羅廷與陳獨秀存有分歧。“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 ，爭論的結果是陳獨秀退讓至4人。隨后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撮合下，陳獨秀與孫科、葉楚傖等人進行談判，“把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人數限制到最低限度” 。這樣在36名中委裡，國民黨右派和中派佔據了15個位置，而共產黨僅7人。但是，我們再看國民黨二大后共產黨的任職情況：在9 名中央常委中，有譚平山、吳玉章、楊匏安3人﹔在中央黨部中大多數領導職務由共產黨員擔任﹔秘書處4人全部是共產黨員。由此認定陳獨秀在國民黨二大上妥協，顯然判斷有誤。此外，中共在國民黨二大讓步政策的執行者並非陳獨秀，“1925年12月26日陳因病住院，從這時起到1926年2月19日，中央局與他完全失去聯系”。

而“中山艦事件”則由蘇聯顧問布勃諾夫全權負責處理，陳獨秀當時並不在廣州。此前，鮑羅廷曾親口保証蔣是“極左派信徒”，因此布勃諾夫主張對蔣退讓，要求陳獨秀“必須十分審慎行事” ，遠在上海的陳獨秀誤以為蔣的行動是受了右派的挑撥，呼吁“凡是中國的革命分子，應該一起喊出‘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口號，扑滅分裂革命勢力的一切陰謀！”然而在真相大白后，陳獨秀立即改變了態度，並成立了一個以彭述之、陳延年、周恩來等為代表的特別委員會，進行調查和抗爭。同時陳獨秀向共產國際提議退出國民黨，卻遭到嚴厲批評，“這種破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要在內部組織上向國民黨左派做出讓步”。陳獨秀被迫接受這個既定事實。

不久，鮑羅廷又根據聯共（布）“四·二九”指示精神，私自與蔣介石達成協定：鮑羅廷答應蔣整理黨務，限制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作用﹔而蔣則同意制止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於是在這場交易中，共產黨人的獨立自主權利和地位再次喪失。5月15日，在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整理黨務案”突然出台。當蔣提出這一方案時，“全場相顧驚愕”。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所謂陳獨秀的“三大讓步”實質上是莫斯科對蔣介石的妥協。

“汪陳宣言”同樣與蘇聯的國家政策有關。“整理黨務案”后，廣東的工農運動陷入低潮，此時必須限制蔣介石的權力以推動工農運動的發展。而此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卻指示:“不希望同蔣介石發生爭斗”，“必須使蔣介石在前線安心”。此時，國民黨左派不滿蔣氏日益坐大，於是掀起“迎汪抑蔣”。對此，陳獨秀亦表示歡迎汪蔣合作。隨著北伐的迅速推進，共產國際突然一改退讓而變得激進，他們也希望利用汪精衛來削弱蔣介石的權力。但是此舉卻加速了蔣的叛亂，1927年2月至3月，蔣介石連續在南昌發表反共演說，並從贛州一路大肆捕殺共產黨員，搗毀各地的黨部和總工會。

對此，陳獨秀指示:“如果右派軍隊來繳械，我們就要與之決斗，此決斗或許勝利，即失敗則蔣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斷絕。”斯大林卻致電中共:“暫不進行公開作戰”，“像右派這樣一些人（蔣介石），應該利用到底”。陳獨秀隻得放棄武裝對抗計劃，按照蘇聯的意思與汪精衛聯合發表“汪陳宣言”。由此可見，蘇聯的國家政策是陳獨秀被右傾的深層次原因，真正的的右傾機會主義是蘇聯和共產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