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陳獨秀被右傾的三重門

二、服從的組織關系是陳獨秀被右傾的根源

（一）聯共（布）、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集權制領導

共產國際建於1919年。1922年中共加入共產國際，在組織關系上，作為共產國際的基層組織，中共必須絕對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指示。而蘇共和斯大林凌駕於共產國際之上，把共產國際變成服務於蘇聯利益的工具。中共中央實際上處於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雙重指導之下。

聯共（布）雖然是指導中國革命的實際決策者，但作為中共的直接領導者，共產國際在中共的一些重大決策中，仍然起到了主導作用。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變化發展，共產國際的指導政策搖擺不定，另外駐華代表和顧問也常常因為彼此意見分歧而產生矛盾。但這種服從的組織關系無一例外地左右著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的決策。在嚴格的紀律和高度集中的組織體系下，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國共產黨沒有真正的獨立自主的權力，隻有被動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

（二）聯共（布）、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對中共的強加式指導

聯共（布）、共產國際幾乎包辦了中共成立初期的全部事務。“聯共（布）就中國革命問題曾專門開會討論122次，做出決定738個。”其駐華代表常常無視中共的獨立性，粗暴干涉甚至直接決定中共有關事務。無論是聯共（布）的加拉罕、鮑羅廷，還是共產國際的馬林、維經斯基，都曾插手過中共中央的決策。鮑羅廷更是附和孫中山的提議，同意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盡力弄清共產黨對國民黨之態度”。為此，陳獨秀致信共產國際遠東部表示：“中國無產階級、中國國民革命應當採取聯合行動的策略，而共產國際代表同中共也應對國民黨採取共同行動。然而鮑羅廷同志從不同我們黨協商，好像在中國不存在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代表也常常對中共頤使氣指地發號施令。1926年6月，以維經斯基為代表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成立，直接指導中共中央的工作。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擔心“遠東局工作中可能出現的最主要危險，是它可能變成中國黨的第二個中央，取代實際上的中央委員會，從而破壞黨的正常發展”。這樣的指導使黨失去了獨立自主的權力， 在組織原則的束縛下，中共隻能被動地貫徹執行來自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大革命后期的“三大退讓”，制定者均為蘇聯及共產國際代表。正是這些錯誤的指導，使國民黨極右勢力日益囂張，最終導致大革命失敗。對於大革命的失敗，蘇聯和共產國際應負有最主要的責任。

面對大革命的失敗，蘇聯和共產國際卻歸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現今的領導機關，近來曾犯了一連串的重大的政治錯誤”，執行“逼迫群眾后退的路線”以及“黨的領導之機會主義”。矛頭對准陳獨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