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陳獨秀被右傾的三重門

三、黨內合作模式從體制上剝奪了中共的領導權

國共兩黨的“黨內合作”政策是蘇聯根據自身利益制定的。蘇聯認定國民黨是一個“充滿活力的黨”，相反卻不看重共產黨。“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會認為，國民黨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1922 年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議中共加入國民黨，陳獨秀表示反對，但在西湖會議上迫於馬林的壓力作出了黨內合作的方針。黨內合作是一柄雙刃劍，不能否認它在國共合作之初對於擴大中共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壯大黨員隊伍等方面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黨內合作模式從體制上剝奪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中共既要按蘇聯的指令辦事，又要服從國民黨的紀律﹔既要加入國民黨，又要實行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等於給年輕的中共帶上了沉重的鐐銬。

國共之間的爭端主要是由“黨內合作”引起。早在國民黨改組之初，就有國民黨右派抨擊陳獨秀“欲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其后國民黨內排共活動愈演愈烈，陳獨秀指出:“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隻應當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制造)反對派。” 共產國際卻指責中共中央“在准備可能退出國民黨的問題上”， “實際上走上了一條不正確的道路”。

隨著革命的深入，統一戰線內部急劇分化，兩黨關系日趨緊張。1926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3月蔣介石炮制出“中山艦事件”， 5月份又拋出了“整理黨務案”。國民黨右派勢力急劇躥升，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基本上喪失了獨立性。陳獨秀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地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和指揮”，提議退出國民黨，改黨內合作為黨外聯盟。蘇聯否決了陳獨秀的建議，並派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來華說服中共不要退出國民黨。在蘇聯的指令下，中共中央發表了《致國民黨書》，承認整理黨務案為國民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致使中共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大為下降。在這種情景下，退出國民黨或者以黨外聯盟的方式與國民黨合作，顯然更為合理。

1927年3月，蔣介石在上海緊鑼密鼓地部署反革命政變。此時聯共(布)中央卻致電中共:“請你們務必嚴格遵循我們關於不准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的指示。請你們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沖突。”斯大林還指示，“沒有必要去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然而蔣介石卻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之后蘇聯又寄望於汪精衛，“為了保証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黨內和國民黨黨外的領導作用，就必須支持武漢國民黨。”在莫斯科和共產國際的縱容下，蔣汪先后叛變革命，致使大革命失敗。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說： “國際一面要我們執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許我們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

陳獨秀一開始就堅決反對 “黨內合作”，他意識到國共兩黨之間的本質性差異，黨內合作會導致中共失去獨立性和領導權，事實証明這種預見是正確的。

結 論

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在於中共處於幼年階段。

蘇聯為了維護其國家利益，一味的要求中共對國民黨右派妥協，盡管陳獨秀對其錯誤指導頗有不滿，並多次提出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合作的要求，但迫於其壓力被迫執行或服從。蘇聯和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無疑是大革命失敗的最主要原因。革命失敗后，面對競爭對手的詰難，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為了掩飾指導中國革命所犯的錯誤，將所有責任強加給中共中央，以此標榜自己的一貫正確。而當時的中共中央又將所有的責任推到陳獨秀一個人身上。當然也不排除陳獨秀思想右傾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