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前后毛澤東擬赴蘇聯治病的原委

　　第二，“他已停止工作”確屬實情。當時毛澤東為什麼停止工作了呢？實際上，從1931年11月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十分艱難。1965年毛澤東在談起這段歷史時不無感慨地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裡，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一人事變動，張聞天在《1943的延安整風筆記》中稱為“一箭雙雕”的妙計。“一方面可以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另方面可以把毛澤東同志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這就是李竹生的電報裡為什麼說毛澤東“已停止工作”的原因。因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只是個虛職，人民委員會主席才是負重要責任的實職。毛澤東以前是兼任這兩個職務的，現在去實留虛，自然和“停止工作”沒什麼區別。

　　第三，派毛澤東“作為出席代表大會上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但是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這裡的代表大會是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這麼重要的內容並沒有引起共產國際的重視。1934年4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召開會議，聽取“中共中央關於毛澤東因病是否適宜去蘇聯的電報。”並作出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隻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由會議討論的議題和作出的決定可以看得出來，派毛澤東作為七大代表的事情根本沒有作為議事日程。

　　據《毛澤東傳》記載，1934年五六月份，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受博古等派遣，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向王明匯報國內情況時，轉達了博古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的口信，王明說：“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很顯然，當時以博古為負責人的臨時中央，以王明為負責人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都不願意毛澤東作為國際七大的代表。

　　第四，“安全難以保証”既是非常好的拒絕理由，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重視。1934年4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駐上海遠東局書記埃韋特的電報中說：“﹝我們﹞堅決反對毛澤東出行，因為我們不認為能夠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險。即使需要大筆開支，也絕對需要在蘇區組織對他的治療。隻有在完全不可能在當地醫治和有病死危險的情況下，我們才同意他來莫斯科。”這裡雖然也以難以保証安全為由，明確拒絕毛澤東到莫斯科來。但是不惜“大筆開支”也要將毛澤東治愈的指示足以看出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吳亮平回憶道：“后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博古宣讀的可能就是這份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