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博古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結

第四次反“圍剿”的主要經驗

博古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結，是從分析擊破四次“圍剿”的基礎入手的。他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依據的基礎、亦即勝利的條件有四個：

“第一，當然是由於工農紅軍的英勇善戰以及我們在紅軍建設上的大踏步的前進”，紅軍走上了“正規的常勝的鐵軍的道路”。表現在游擊隊習氣的逐漸克服，戰略戰術指揮的更新，政治機關的加強，黨在軍隊中的骨干的建立，以及新的部隊的大量增加等。

第二，“就是蘇區勞苦群眾積極性的增高，一切奉獻於戰爭的熱忱”。成千上萬的工農群眾，一方面熱烈自動地參加紅軍，願以生命捍衛紅色政權﹔另一方面積極借谷、退還公債、節省糧食和開支，同時搞好農業生產，來支持革命戰爭。

第三，是蘇維埃運動和紅軍還得到了國民黨區域（即白區）千百萬勞苦群眾的擁護。例如，紅四方面軍在向陝鄂邊和四川的遠征中，得到農民暴動、士兵嘩變的響應，巴中縣城的佔領，也有四郊農民暴動的功勞。又如上海工人用盡一切方法來擁護紅軍，包括反對國民黨當局征收“剿赤”捐，發起捐獻一個銅板為紅軍購買飛機的群眾募捐，組織對過往紅軍的歡迎活動，抵制黃色工會提出的組織剿共“義勇軍”提議等。

第四，“不能不說黨的布爾什維克的正確領導是這個勝利的重要先決條件”。這種正確領導，體現在堅決開展了反對以“羅明路線”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以及黨的工作方式的改善與黨員群眾的積極化。

顯然，博古主要是從政治層面分析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基礎、條件的。一般而言，除第四條有些讓人費解、甚至反對外，其他三條還是實事求是、頗能服眾的。不過，對當年紅軍的正規化建設的是非功過，后人卻有不一樣的評判。否定者說，紅軍正規化是“左”傾錯誤路線在軍隊建設上的反映，是跟毛澤東的游擊戰爭思想唱反調的﹔強調紅軍正規化，取消了紅軍籌款和做群眾工作兩大任務，使紅軍成了單純打仗的機器。肯定者說，紅軍正規化是紅軍從數量擴張向質量提升發展的必由之路，它大大提高了紅軍在現代化戰爭條件下的軍事素質和戰斗力，這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得到了初步驗証。

筆者無意於就上述看法進行分析論辯，倒願意翻開當事人當年的言論來說明問題。先看看毛澤東在二蘇大會報告中的有關論述，他在“兩年來蘇維埃各種基本政策的設施”部分，談到蘇維埃的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時說：

“首先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立，統一了全國紅軍的領導，使各個蘇區各個戰線的紅軍部隊，開始在統一的戰略意志之下互相呼應與互相配合的行動起來，這是由散漫的游擊隊的行動進到正規的與大規模的紅軍部隊的行動的重要關鍵。兩年以來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著全國紅軍，主要是中央蘇區紅軍，進行了光榮的勝利的戰爭，粉碎了敵人的四次‘圍剿’，並且取得了反對五次‘圍剿’的第一步勝利。”

“現在的紅軍，已經走上了鐵的正規的革命武裝隊伍的道路，這表現在於：（一）成分提高了，實現了工農勞苦群眾才有手執武器的光榮的權利，而堅決驅逐那些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員制度普遍建立了，紅軍掌握在可靠的指揮者手中。（三）政治教育進步了，堅定了紅色戰士為蘇維埃斗爭到底的決心，提高了階級自覺的紀律，密切了紅軍與廣大民眾之間的聯系。（四）軍事技術提高了，現在的紅軍雖然還缺乏最新式武器的採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練習，然而一般的軍事技術，是比過去時期大大的進步了。（五）編制改變了，使紅軍在組織上增加了力量。所有這些，大大提高了紅軍的戰斗力，成為不可戰勝的蘇維埃武裝力量。”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十分清楚地告訴我們紅軍正規化的由來、要義及作用。它遠比后來某些論者帶先驗性、傾向性、主觀性、隨意性的“分析論証”，要可靠得多、權威得多。

順便提及兩件事，也許有助於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一是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主席、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周恩來，在到達中央蘇區后的兩年多裡，“比較強調紅軍的正規化和高度集中化。他有豐富的軍事工作經驗，對作戰方針和紅軍建設等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二是第四次反“圍剿”開創了紅軍大規模的大兵團伏擊殲滅戰之先例，首次創造這一戰法寶貴經驗的，是周恩來及紅軍總司令朱德。毫無疑問，離開了紅軍“鐵的正規的革命武裝隊伍的道路”，要實行這一戰法並取得完全勝利，是絕無可能的。

再來看博古所說的最后一個（第四個）勝利條件——黨的布爾什維克的正確領導。鑒於中國共產黨基本上是按照列寧的建黨思想、建黨原則創建的，一般地提黨的布爾什維克的正確領導，是沒錯的。問題在於這一要求下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一向被認為是博古中央借以打擊、排斥毛澤東，而無障礙地推行“左”傾錯誤路線的惡性事件。既然如此，這一條怎麼能夠成立呢？關於當年反“羅明路線”斗爭的是是非非，筆者曾撰文試作澄清（原載《黨史文苑》2013年第3期，題為《對反“羅明路線”斗爭的歷史回望》）。這裡隻提及三點：

第一，當年反“羅明路線”，其實就是要貫徹執行共產國際倡導的進攻路線。不過這個策略並非始於此時，而是更早罷了。“最嚴厲的打擊那些在帝國主義國民黨這一‘圍剿’前面，表示張皇失措，對此無疑地是對於革命力量沒有信心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必須向敵人採取積極進攻的策略，消滅敵人在一方面的主力，以根本擊破敵人的‘圍剿’計劃。……但絕不能以進攻策略解釋為軍事的冒險，或不顧一切的拼命主義”。這是1932年6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四次“圍剿”的決議中，所提出的任務及相關解釋。這表明，早在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以及開展反“羅明路線”斗爭之前半年多的時候，中共中央就確定了這樣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思想。同一文件中，中共中央還提醒全黨，在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要與“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

第二，博古在瑞金對“總的進攻路線”，作了更精確、更本質的說明。他指出，這條路線“包括著蘇區和非蘇區的黨用一切力量來奪取群眾，組織群眾，准備群眾，領導群眾在經濟和政治的斗爭中間提高他們的革命的積極性和准備他們為著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統治而斗爭，為著全中國的蘇維埃形勢之下的革命工農民主專政而斗爭”。從中不難看到這條路線的要義所在，是調動群眾的革命熱情、進取精神﹔是要求全黨重視開展思想政治工作，運用緊密聯系群眾的新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更好地帶領群眾去戰勝困難、戰勝敵人，完成革命任務。這樣的思路，不僅在動員、組織群眾積極自願地投入反“圍剿”斗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逐漸成為一種革命傳統、一種政治優勢。

然而，后來的人卻往往有意無意把“進攻路線”說成是不顧客觀和主觀條件，一味要紅軍硬打硬沖。這跟當年任弼時（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指出的，“把進攻路線單純看成是軍事上的進攻，以為地方武裝出去了，就是完滿的執行了進攻路線”，如出一轍，顯然是對進攻路線的誤解。另一方面，被視為“羅明路線”主要表現的單純防御路線，其“主要的不是表現於分兵把口，布置后方，而是表現於對群眾力量與黨的力量，以及敵人力量一貫的機會主義的估計，表現於這一估計為根據的整個黨的工作與群眾工作的具體布置。所以反對單純的防御路線，主要的不是在促使地方武裝出擊就算了事，而是在反機會主義的思想斗爭中改造我們一切黨的與群眾的工作，來執行黨所提出的戰斗任務”。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長的張聞天說的這番話，也是對當時誤解進攻路線的一種反正。

明白了其時的進攻路線實質，再來看博古所說的第四個勝利條件，就會比較容易理解了。

第三，在中央蘇區反“羅明路線”中，許多黨的高級干部在各種報刊發表署名文章，對“羅明路線”進行筆伐。他們中既有所謂“國際派”的王盛榮、洛甫、任弼時、顧作霖、羅邁、博古等，也有所謂“毛派”的阮山、劉曉、李富春、吳亮平、謝覺哉等，還有毛澤東的同情支持者周恩來、劉少奇、王稼祥等。那些文章的標題、內容盡管不一樣，卻大都圍繞這幾個觀點而寫：（一）揭批“羅明路線”的表現、實質、危害及其歷史、社會根源﹔（二）擁護黨的進攻路線，並積極捍衛之﹔（三）肯定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反“羅明路線”的結果，要更深入進行這場斗爭，來爭取第五次反“圍剿”的新勝利﹔（四）蘇區、特別是福建蘇區各地工作局面打不開的原因，主要是反“羅明路線”不夠深入，或者根本沒有開展，為此要堅決反“羅明路線”。

就連毛澤東也在《紅色中華》報發表署名文章《新的形勢與新的任務》，肯定基本擊破敵人的四次“圍剿”，是靠了黨的正確的進攻路線。認為我們是處在一個新的革命形勢的前面，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關鍵。為爭取反“圍剿”的勝利，首先應保障紅軍數量的繼續增加﹔最后還要“反對一切對於目前新的革命形勢估計的不足，反對一切對於戰爭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對那些在敵人五次‘圍剿’面前，表現驚慌失措，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者！但同時也要反對左傾的空談與勝利的宿命論者！這些左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戰爭動員中的最凶惡的敵人，是實際的幫助了階級敵人”。

如此看來，博古當年總結的這條經驗，還是得到了黨內高層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數人的贊同。后來在這個問題上對博古的責難、非難，不免讓人難以理解、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