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榮
“如此看來，博古當年總結的這條經驗，還是得到了黨內高層的一致、或至少是大多數人的贊同。后來在這個問題上對博古的責難、非難，不免讓人難以理解、接受了。博古關於政治方面和其他工作方面錯誤和弱點的總結，反映了他自覺接受、遵循國際路線和國際指示的思想特點，其中既有合理的成分（統一戰線，關心工農經濟狀況等），也有“左”傾色彩（排斥“第三勢力”即所謂“改良主義的政治派別”等）。這在當年中共從屬於共產國際、而后者對前者掌控太多的情況下，是難以避免的。但也反映了博古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夠成熟，還不善於把馬列主義的指導原則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或許正是他的悲劇所在。”
193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博古，在瑞金召開的中央一級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題為《為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與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斗爭》的報告。報告分五個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四次‘圍剿’的總結”。如嚴格按語法表述，這部分內容實際上是對第四次反“圍剿”的總結。雖然，用博古的話來說，這只是粉碎四次“圍剿”中“我們工作的一般的簡單的總結”，但我們還是不難從中得到一些並不一般的簡單的信息和認識。
第四次反“圍剿”前后的嚴峻形勢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與前三次反“圍剿”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敵方，“圍剿”歷時之久，范圍之廣，投入的兵力、財力、物力之多，戰略戰術之變，均大大超過了以前﹔其先折損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再取中央蘇區的策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在我方，紅軍和蘇維埃政權驚人的生長與勝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立，為反“圍剿”提供了更堅實、強大的基礎和保障，造成了更廣泛、深入的群眾動員，建立了更統一、有效的指揮和協調。所有這些，都大大優於以前。
另外，中共臨時中央於1933年1月遷入紅都瑞金，與蘇區中央局合並組成中共中央局﹔1932年10月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失去了對紅一方面軍的指揮權，也就無由參與對第四次反“圍剿”的領導，這也是以前未曾有過的新情況。在沒有毛澤東指揮的情況下，第四次反“圍剿”竟也取得了空前偉大、令蔣介石傷心透頂的勝利。這是何等鼓舞人心啊！“而這個勝利更使中國的革命形勢尖銳化與緊張化起來”。於是，接下來的第五次反“圍剿”，就將是“殖民地中國與蘇維埃中國兩條道路決戰的一幕”。
為了取得新的決戰的勝利，對第四次反“圍剿”作一個總結，從正反兩方面為決戰提供借鑒，以便再接再厲，自然是順理成章之事。誠如博古自己所說：“當我們現在已經勝利地完全粉碎了四次‘圍剿’之后，我們應該冷靜地仔細地來把這個時期的經驗與教訓總結一下，這個總結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正當敵人今天瘋狂般地准備新的絕望的五次‘圍剿’的時候。”由此可見，博古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更沒有得意忘形、目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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