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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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旗手”得罪趙恆惕
起因是“湖南自治”。
1920年8、9月間，“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成。
身在“廟堂”者與身在“江湖”者，首先在由誰主持“自治”上發生了根本的分歧。
主政湖南的譚延闿們，搞的是官辦自治：為操控“自治”的主動權，於9月13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草擬一部“省憲法”，然后召開制憲會議。
“在野”的毛澤東、彭璜、龍兼公們則搞“民辦自治”，起草了《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的文件，其中提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選舉﹔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這個文件10月5日至6日在《大公報》上公開發表后，簽名支持者達377人，幾天后增加到436人。在毛澤東等的組織下，10月10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游行。到達督軍府門前時，省學聯主席彭璜等代表向譚延闿遞交了毛澤東、龍兼公起草的《請願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在省議會門前，出於對包辦“制憲”的不滿，還有人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
“誰主沉浮？”譚延闿在接下了《請願書》后，對其中所提各項要求斷然拒絕。而11月下旬擠走譚延闿而成為湖南實際統治者的趙恆惕，面對“草根”們更是隻有一張陰沉鐵青的臉。無論譚還是趙，都不會放棄“制憲權”。趙恆惕們知道毛澤東是“草根”們的旗手，先得鎮住他，便把“扯旗”之事加在毛澤東頭上，接著，又造謠說毛澤東想運動軍隊，以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還對彭璜發出通緝布告，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恐怖氣氛，讓“草根”們知難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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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老虎嘴裡討碎肉
其實，毛澤東對“湖南自治”既是熱情的，也是冷靜的。他知道，讓湖南擺脫“南”、“北”戰爭的蹂躪，是全省上下共同的心願，但為什麼就不能讓民眾通過自治得到一定的權利呢？盡管他知道后者如同“在老虎嘴裡討碎肉”。
因此，他對“湖南自治”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僅僅是他，就是整個湖南“在野階層”都投入了熱情。
毛澤東運用在湖南《大公報》做特約記者的身份，對“湖南自治”進行了一系列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的探索。9月3日，他在《大公報》上，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先分省自治，后解決全國總建設的觀點。“湖南共和國”是一個驚世駭俗、違經背道的觀點，一時間，長沙城內，乃至全省都鬧得沸沸揚揚的。在不到5個月時間內，他發表了15篇文章，從不同的側面、角度，從理論上闡明湖南人民自治運動有其發生的歷史必然。
毛澤東們與譚趙集團存在分歧也是必然的。譚趙集團的自治，不過是在“南北夾縫”中討生活，維護他們的“長治久安”——“湘人治湘”，而毛澤東們要的“民治主義”——湘人自治。
“江山是老子打下的，豈能拱手讓人？”不論是文人出身的譚延闿，還是武人出身的趙恆惕，都無法擺脫歷史的慣性。他們絕對不會把權力讓給草根！民眾起來了，他們集會、游行、請願，確實是向譚、趙集團施加壓力，這當然是他們不能容忍的。在將譚延闿趕出湖南后，趙恆惕雖仍然挂著這塊招牌，可那是刺刀下的“湖南自治”——連連制造血案。在他的刺刀下，“草根”們還能實現自己的訴求麼？
毛澤東們成了趙恆惕心上的“刺頭”。毛澤東們心目中的“湖南自治”運動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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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跡：毛澤東寫了8封信
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他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
毛澤東的學生張文亮在11月21日日記記載：在通俗教育館，毛澤東告訴他，不日將赴醴陵（株洲、萍鄉）考察教育……
毛澤東這次是否在醴陵停留，沒有文字記載，但住在萍鄉那個小旅館裡，不僅有他寫的八封信作証，也有見証者生前的回憶。
確實，“在萍鄉，毛澤東又從行動回到了思考。”11月25和26日兩天，是冷雨淅瀝的日子，毛澤東夜不能寐。他思考了許多，結論和想法也清晰起來，似乎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披衣起床，將帶來的新民學會會員從各地的來信拿出來，一封一封重新閱讀，並揮筆一一回復來信者。
在給向警予寫信時，毛澤東聯系湖南“自治運動”失敗的教訓，思考著社會改造的新途徑，不由得吐露心聲：“幾個月來，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在給李思安的回信中，他提出了“另造環境”一法。
在給羅章龍的回信中，他提出了“旗子立起”一法。
“另辟道路”、“另想辦法”，“旗幟立起”，具體所指是什麼？他在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第二集時，於易禮容信后的按語中，進行了直白的解說：“必須從事根本改造之計劃與組織，確定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主張的共產黨。”
毛澤東思緒如潮，一連寫了8封回信和一篇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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