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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岩的事情就拜托你們了!”

——記1985年10月鄧穎超重返重慶周公館和紅岩村

劉立群

2014年02月17日14:0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再登紅岩村 首提“紅岩精神”

1985年10月13日當天,我們就得知第二天鄧大姐要到紅岩村去,並且還是同樣的規定:不能帶錄音機和照相機。鑒於頭天記錄的辛苦和速記的不完整、不准確,14日一大早,我就到了紅岩村辦公室,借出了當時我們館裡唯一的一台“磚頭”卡式錄音機,並說服了領導,悄悄帶上錄音機,“混跡”於館裡的接待人員之中。

14日上午,山城重慶的天氣十分晴朗,正可謂秋高氣爽,風和日麗。鄧大姐在距1960年25年之后,又踏上了紅岩村她熟悉的石板小道。下車后,已經有不少群眾自發地在停車場佇候歡迎。我們簇擁著鄧大姐慢慢地沿著紅岩村的石板小道,往當年南方局和辦事處大樓走去。我盡量靠近鄧大姐,當她說話時,我就把錄音機拿出來,盡可能地把鄧大姐的聲音錄進去。這時,鄧菱館長才告訴我,負責接待的市委副秘書長徐雄傳達了鄧大姐的意思,允許紀念館的同志錄音和拍照。

駐足憶房東 難忘故人情。走過“大有農場”牌坊,過了黃葛樹,鄧大姐指著小路兩邊說:“這裡原來都是梔子花,開花的時候,非常的香。”來到原紅岩房東饒國模的舊居前,鄧大姐指著門前空壩:“這裡原來有一棵很大的玉蘭樹咧。”

她停住腳步,仔細端詳著這棟二層小樓牆上有關介紹饒國模的說明文字,因有些字看不清楚,鄧大姐要王明湘館長把說明牌上的文字念給她聽。聽完后,鄧大姐不無感慨地說:“介紹饒國模,不能就這樣輕飄飄地說幾句喲!你們這個說明太簡單了,你們沒有說明當時我們是處在什麼樣的一種情況之下,人家(指饒國模——作者注)是在什麼樣的一種背景之下給我們幫助的。”

接著,鄧大姐講述了當年我黨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遷往紅岩的情況:“那是1939年‘五三’、‘五四’大轟炸的時候……在此期間,劉太太(指饒國模——作者注)對南方局和辦事處人員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關於紅岩的房租,鄧大姐說:“當時我們同饒國模簽了一個租約,三年以內不收房租,三年以后每年收多少多少,但實際上三年以后饒國模也沒有收我們的房租,不僅沒收,反而還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

饒國模的這棟小樓,對於鄧大姐來說,還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那就是她的母親和周恩來的父親都曾經在這棟小樓裡短期住過,並曾得到過饒國模的關心和照顧。對饒國模這樣一位在我們黨困難時期曾經給過巨大幫助的人士,鄧大姐是難以忘懷的。

后來,鄧大姐還專門到紅岩山谷深處的饒國模墓前,向饒國模默哀致意並獻上了一束鮮花,以表達她對這位昔日朋友的緬懷之情。

轟炸何所懼 照相鼓士氣。來到當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大樓前,鄧大姐站在石階上,望著這座當年她和周恩來進出過無數次的樓房,看著這個他和周恩來曾經戰斗和棲息過的地方,往事如潮水般地涌現在她的腦海裡。

鄧大姐站在辦事處的傳達室門前,對陪同她參觀的人們說道:“你們還記得我和恩來在這裡照的一張相嗎?”接著,鄧大姐講道:“有一次日機轟炸,我們都躲在防空洞裡。這次日機轟炸得十分厲害,連防空洞口也落了炸彈。從防空洞出來后,見辦事處大樓也給震垮了一部分,我和恩來就在這被震垮的樓前照了一張相。我們照這張相的目的,就是為了表示我們不怕轟炸,表示我們無所畏懼。不然,我倆干嘛要在這裡照張相呢?”

說到這裡,鄧大姐稍微停頓了一下,然后用十分地道的重慶話補充道:“不然沒得意義,照它做啥子喲!”

鄧大姐風趣幽默的語言,引得周圍的人們都笑了起來,鄧大姐自己也開心地笑了。從鄧大姐歡樂的笑聲中,我仿佛看到了當年南方局和辦事處同志們在紅岩山谷裡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風貌。

“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鄧大姐十分注重紅岩革命紀念館復原陳列內容的歷史真實性,強調在陳列中“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她老人家1978年在北京接見我們時就反復叮囑的。這次重返紅岩,鄧大姐又十分自然問起了她和恩來在紅岩房間裡的布置情況。

由於一路上山,鄧大姐有些累了,所以同13日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一樣,鄧大姐都沒有上樓,她就站在樓前的空壩上問王明湘館長。王館長告訴她:“現在床上的被子是按照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復制的,被面是布的。”鄧大姐對這種布置表示滿意。但鄧大姐又說:“其實不要被子也可以,就是一個床有什麼不可以呢?紀念館的陳列就應該再現當年斗爭的艱苦性,要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鄧大姐雖然沒有完全反對在陳列中用復制品去代替歷史原物,但是,她的思想十分明確,那就是要盡量忠於歷史,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紀念館舊址的復原陳列工作,要盡量反映出當年斗爭的復雜性和艱苦性,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隻有這樣,紀念館才能真正起到啟發和教育參觀者的作用。1978年在北京會見我和王館長,以及前一天在曾家岩50號周公館的時候,鄧大姐都曾多次糾正我們,以前說曾家岩50號的一個住戶劉瑤章是國民黨特務的說法是錯誤的。並語重心長地教導我們說:“你們在這裡做黨史工作的,一定要實事求是,任何事情不要搞推論。”

提筆思良久 落墨現精神。來到當年南方局和辦事處的禮堂,這裡已被作為紀念館的一個大的活動室和會議室,鄧菱館長請鄧大姐一行到禮堂裡面稍事休息。經過一路的故地重游和向隨行的同志們講述往事,鄧大姐有些累了。她也就在鄧館長的安排下坐在藤椅上休息,陪同和隨行的譚啟龍、於漢卿等同志都自己找凳子坐下休息。

這時,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胡北淇對鄧館長說:“你們紀念館不是想讓鄧大姐給你們題字嗎?現在正好利用這個休息時間請鄧大姐寫吧。”此前的接待工作安排中,好像並沒有題字這個項目。匆忙之間,已來不及拿毛筆、墨汁等文房四寶了,好在鄧大姐說她也不用毛筆。

於是,鄧館長急忙吩咐工作人員拿來宣紙和泡沫簽字筆,鋪在桌上請鄧大姐題詞。鄧大姐的秘書趙煒同志俯下身子,輕聲建議著要鄧大姐寫什麼,但鄧大姐只是聽著沒有動筆,她自己在思考著、斟酌著,坐在一旁的鄧館長也給鄧大姐遞上了一個小字條供她參考。

鄧大姐以前從來沒有給紅岩寫過字,她在考慮著該寫什麼。不一會,鄧大姐落筆了。隻見她從上到下,依次寫下了“紅岩精神 永放光芒”八個大字。旁邊的趙煒不停地提醒她“字寫大點,字寫大點”。“紅岩精神 永放光芒”八個大字寫完后,鄧大姐提行落款:“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剛寫完最后一個“日”字,趙煒又提醒說:“於紅岩。”鄧大姐在此時又稍作停留,最后寫下了“重返紅岩”四個字。這時,站在一旁觀看的同志們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

這是第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紅岩精神”這個命題和概念。后來,江澤民同志又把紅岩精神與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並提,歸結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胡錦濤同志也一脈相承,提出學習、宣傳和發揚“紅岩精神”。鄧大姐“紅岩精神 永放光芒”的題字,為我們黨和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注入了新的內容,也是后來重慶市委提出“弘揚紅岩精神,塑造新一代重慶人”口號的肇始和發端。

“紅岩的事情就拜托你們了!”從禮堂出來后,鄧大姐一行就去了饒國模墓和紅岩公墓。由於路不好走,四個強壯的小伙子抬著鄧大姐坐的輪椅,先到了饒國模墓前。鄧大姐走上墓台,向這位昔日的房東、紅岩的主人和我們黨的摯友、並最終成為同志的饒國模獻上了一束鮮花。

來到紅岩公墓,這裡安葬著鄧大姐的母親、周恩來的父親以及抗戰期間在紅岩病逝的一共13 位大人和小孩,裡面既有親人,也有她熟悉的戰友和同事黃文杰、李少石等。墓前,鄧大姐默哀良久。鄧大姐知道,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來看望她的母親和周恩來的父親了。我們心裡也明白,鄧大姐是來向自己的母親和周恩來的父親以及當年的戰友和同事們作最后的告別,這也是她這次紅岩之行的目的之一。鄧大姐默默地獻上鮮花,我們跟著她向紅岩公墓三鞠躬,然后跟著鄧大姐繞公墓一周。一路上,鄧大姐幾乎沒有說什麼話。

鄧大姐就要離開紅岩了。此時,鄧菱館長早讓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在原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大樓前的台階上站好了隊,等著鄧大姐來與大家合影。鄧大姐見到紅岩的年輕人,心裡十分高興,她不停地向大家揮著手,我們報以熱烈的掌聲。

我是被安排隨行鄧大姐作記錄的,來到辦事處舊址時,大家都已經站好了隊,於是我就站在前面幾排的凳子上。照完相,鄧菱館長和王明湘館長就近拉著紀念館打字員李建華的手,向鄧大姐介紹:“這位是我館的打字員李建華,為打《南方局大事記》,手上都打起了繭疤。”鄧大姐拉著李建華的手,心疼地撫摸著。然后,她轉身向著紀念館的同志們大聲說道:“謝謝大家,同志們辛苦了!這個館就交給你們了,紅岩的事情就拜托你們了!希望你們把紅岩的工作做得更好!”看著紅岩的年輕人,鄧大姐似乎看到了她所題寫的“紅岩精神”在發揚光大,並且“永放光芒”,代代相傳。

鄧大姐就要離開紅岩了,我還沒有來得及向她說7年前我和王明湘館長在北京採訪過她的事。走到黃葛樹時,我靠近鄧大姐和趙煒,說起了這件事。鄧大姐和趙煒都清楚地記起了7年前的我。“哦!你就是7年前在北京採訪的小劉。”鄧大姐拉著我的手。趙煒還囑咐我把那次採訪的記錄稿子寄給她呢!

鄧大姐回紅岩的消息不脛而走,不論是紅岩村附近的居民或是遠道而來的觀眾,都想一睹鄧大姐的面容。大家自發並井然有序地站在小路旁,對鄧大姐報以熱烈的掌聲。鄧大姐面帶微笑,向大家頻頻招手致意。幾位抱著孩子的母親,都爭著讓自己的小孩叫“鄧奶奶好!鄧婆婆好!”鄧大姐親切地撫摸著這些小孩稚嫩的面頰。人群中有十幾位從成都來紅岩參觀的女公安戰士,當她們看見了鄧大姐后,竟激動得抱成了一團。在大家“鄧大姐好”的歡呼聲和招手致意中,鄧大姐登車離開了紅岩。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

劉立群,1977年進入紅岩革命紀念館,先后擔任資料陳列部主任、編研部主任、館長業務助理和黨史研究部主任等。採訪過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新華日報》暨《群眾》周刊等紅岩老同志鄧穎超、宋平、榮高棠、喬冠華等600余人,為紅岩紀念館征集童小鵬的照相機等一、二、三級珍貴革命文物百余件。參與編輯或撰稿出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霧都明燈——紅岩》等多部書籍。獨立完成和執行主編了《紅岩歷史詩抄》及《新華日報暨群眾周刊畫史》,為紅岩和新華日報研究填補了空白。

2010年獲任重慶市首批入庫社會科學專家。現任社會職務為重慶紅岩精神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重慶地方史研究會常務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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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思瑤、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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