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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岩的事情就拜托你們了!”

——記1985年10月鄧穎超重返重慶周公館和紅岩村

劉立群

2014年02月17日14:08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記得是1985年10月初,剛放完國慶假期上班后沒幾天,王明湘副館長(時重慶紅岩革命紀念館副館長——作者注)告訴我,鄧穎超鄧大姐已經到重慶了,隔兩天就要到紅岩來。我心裡十分高興,充滿了期待。因為1978年8月,我和王館長在北京先后採訪過鄧大姐兩次,最后一次結束時,鄧大姐曾經拉著我和王館長的手說:“重慶,我一定還會回去的。我還想回去再看看重慶,看看紅岩!”

是啊,紅岩、重慶,這個鄧大姐和周總理在民主革命時期工作與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這個在鄧大姐一生中留下許多艱難和美好記憶的地方﹔這個長眠著她母親和周恩來父親的地方﹔這個她當年曾經叱咤抗戰政治舞台的地方﹔這個有著她許多戰友和朋友的地方﹔這個她和周總理都十分喜歡的紅岩水仙花的出產地……她怎能不希望在有生之年再到這個地方來看看呢?

這一晃,7年時間已經過去,我和王館長以及全體紅岩革命紀念館的同志們無時無刻不在盼望著鄧大姐的到來。1985年10月,鄧大姐終於兌現了她給我們的承諾。

重返周公館 講述當年故事

鄧大姐是1985年10月10日到的重慶。11、12日兩天,她在潘家坪賓館聽取了重慶市的有關工作匯報(此時鄧大姐的身份是全國政協主席),還會見了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及《新華日報》在渝的部分老同志,與大家暢敘了闊別多年的革命友誼,回憶了許多當年的紅岩往事。著名的“董必武為六毛錢作檢討”的故事,就是這次鄧大姐在和當年南方局招待所所長楊繼干共同回憶抗戰期間紅岩艱苦生活時說出來的。

10月12日,我得到通知,13日上午到曾家岩參加鄧大姐重返周公館的接待工作。記得13日是個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帶著筆記本和兩支圓珠筆趕到了曾家岩50號周公館,我的具體任務是跟隨鄧大姐一行,負責記錄鄧大姐的講話,因為按市裡的規定,不准我們帶錄音機和照相機。大約9點50分,一輛考斯特面包車駛近周公館門口停下,此時已81歲高齡的鄧大姐在秘書趙煒的攙扶下,慢慢地走下車來,隨行的有原四川省顧委主任譚啟龍、重慶市委副書記於漢卿和重慶市政協副秘書長胡北淇等人。早已在此等候的重慶市文化局副局長張鶯、何冶和紅岩革命紀念館副館長鄧菱、王明湘等人上前迎接。抗戰時期,張鶯曾是孩子劇團成員,與鄧大姐已很熟悉。

我站在離鄧大姐不遠的周公館大門邊上,在我眼中的鄧大姐,依然和7年前那個夏天她在北京家中會見我和王館長時一樣,身體硬朗,精神矍鑠。鄧大姐走到周公館大門口停步站住,慢慢地環顧大門四周,然后說:“六零年那次我沒到這裡來。”

原來,當時很多人都以為鄧大姐這次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回重慶,其實他們不知道,1960年3月鄧大姐曾經回過一次重慶,我們紅岩革命紀念館裡有照片為証。當時因為工作和時間關系,鄧大姐隻去了紅岩村,沒有到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所以鄧大姐在大門口感慨地說了上面那句話。因此,這是自1946年中共代表團離渝赴寧,鄧大姐隨之離開重慶40年后,第一次重返曾家岩50號周公館。層樓依舊,井院未變,觸景生情,但卻一切皆物是景非。睹物思昔,往事如潮水般涌上鄧大姐的心頭。

鄧大姐邊說邊往裡走,不時停下來指著牆上的照片和裡面大小天井的房間和牆壁,回憶著當年的往事。她特別講到了防空洞、餐廳、會客室和會議室等房間的情況。站在后院大天井的中央,鄧大姐指著東面的高牆,幽默地說:“牆那邊是國民黨住的,皖南事變時那邊天天有人罵,我們不怕。他們罵得很厲害,想把我們罵走,我們偏不走,賴著!”最后“賴著”兩個字,鄧大姐是用重慶話說的。我們不禁都被鄧大姐的幽默逗笑了。

周公館底樓的房間鄧大姐都看完了。到這裡來,她是重返故裡,舊地重游,根本用不著陪同人員的解說,反倒是不停地給我們講著當年發生在這裡的故事,補充著我們不知道的那些關於周公館的歷史知識。我拿著筆記本不停地記著,生怕漏掉了她講的精彩片段。

鄧大姐回周公館差不多半個小時了。來到底樓原工作人員的大辦公室裡,鄧菱同志怕年事已高的鄧大姐累了,特意拿來藤椅讓她靠牆坐下休息,我們則圍站在鄧大姐周圍。

鄧大姐的思緒似乎被拉回到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回到抗日戰爭那個特殊的年代。我們都以為她就是坐著休息一會兒,再繼續看看。可是,剛坐下的鄧大姐卻興致盎然地對大家說:“我現在給你們講幾個當年發生在這裡的有趣故事。”

一聽鄧大姐說要講周公館的故事,大家都十分高興,急忙圍站在鄧大姐身旁。為了聽得更清楚,我急忙上前一步,靠近鄧大姐,把衣袖高高地挽起,左手拿著筆記本,右手拿著圓珠筆,作好速記的准備。鄧大姐思維清晰,語言幽默,談興甚濃,滔滔不絕地講了大約半個小時。

下面就是經我記錄整理出來的幾個精彩故事。

周公館門前的棄嬰。有一天早晨,我們開門的時候,在門口發現一個剛生下來的嬰兒。襁褓中的嬰兒嗷嗷待哺,哭聲淒厲,可憐的小嘴不停地翕合蠕動,焦急地尋找著媽媽的乳頭。這個極度虛弱瘦小的孩子已經奄奄一息了。

到底是留還是不留?怎麼辦呢?同志們爭論得很厲害,有的說留,有的說不留。最后,贊成留下的還是多數,張穎(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秘書——作者注)等幾個年輕女同志都主張將這個孩子留下。當時張穎就在這裡,她知道這件事。人家把孩子放在你共產黨門前,就是相信你會收留。如果我們不留,別處也不好收留。但是,曾家岩的女同志都沒有結婚,還很年輕,不知道該怎麼辦。

張穎她們把孩子留下來以后,年輕女同志們都拿出自己的零花錢替孩子買布料、買食品。這個做衣服,那個做褲子,喂這喂那,大家輪流照看,盡了很大的努力。但遺憾的是,這個嬰兒太小太弱,當時不如現在,又沒有牛奶,盡管大家細心呵護,大約兩三個禮拜后,這個不幸的嬰兒還是夭折了。周公館的年輕人請附近的羅木匠做了一副小棺材,將這個嬰兒葬在了嘉陵江邊的山坡上。

周恩來拒吃狗肉。當年,我們在這裡還喂過一隻小狗,大家給它起了一個名字叫“貝當”,就是當時法國賣國政府的頭子(的名字),相當於我們國家的汪精衛。這隻小狗長得很可愛,我們在院子裡各個房間出來進去,它都跟著我們。

不知道哪一天,小狗的一條腿斷了,治不好了。大家不知如何處理,怎麼辦呢?有的同志主張殺,恩來不同意,堅決反對。他說:“貝當”給你們做了那麼多事,你們既然喜歡它,為什麼不把它的腿治好?還要殺它,吃它!

大家分成了兩派,恩來是少數派,主張吃狗肉的是多數派。那條小狗的腿確實斷了,治不好了,后來還是被殺了。那天吃晚飯,狗肉弄好了放在桌上。恩來問是什麼?聽說是狗肉,他就發脾氣,放下筷子不吃了。因為他聞到狗肉味就要惡心、想吐。

在這個問題上,恩來落后我10年,我在江西蘇區時,就學會了吃狗肉。吃慣了很香,香得很咧!(最后幾句,鄧大姐又是用重慶話說的,而且說得非常地道,陪同參觀的人們都笑了。)

恩來“出丑”。我再給你們講一個恩來“出丑”的事兒。記不得是哪一年了,有一次他去參加好像是蘇聯大使館舉行的宴會,過了晚上12點都還沒有回來,而且也沒有電話。當時我們是有規定的,無論在外面有什麼活動,12點以前必須回來,沒回來就有可能是出事了。同志們都很擔心,派人在大門口等著。

后來看見他坐的車回來了,司機說他在車上睡著了,下不了車。原來是喝醉了。那天晚上,我可是發了脾氣,既然叫不下來,我就讓他在車上睡了一晚。他犯紀律了!我們當時有規定,就是酒不能喝多了,他喝多了,醉倒了!(眾笑)

李少石事件真相。大家都知道龍飛虎(龍飛虎,新中國開國少將,曾任南方局保衛科長——作者注)寫了一本《跟隨周副主席十一年》,裡面有些事不是那麼回事兒,出版之前,也沒有給我們看,就出版了。

書上說李少石的死,是國民黨暗害的。事實上是這樣的:李少石送柳亞子回沙坪壩后返回市區,有一批國民黨士兵正在路邊休息,我們的車子急於回城,跑得快,壓傷了一個士兵,士兵叫停車,我們的司機沒有停,反而跑得更快,士兵排長就開了槍。李少石正好坐在中間,子彈穿過車廂,恰巧打中他的要害,他要是坐偏一點,子彈就不會打在致命的地方了。

當時馬上送到了市民醫院,這時毛主席還在重慶。一聽李少石遇難,大家擔心得不得了。這件事不得不馬上告訴恩來呀,恩來找到憲兵司令張鎮。這時主席還在出席張治中舉行的歡送宴會,恩來沒有報告主席,怕驚動他。恩來先去看了少石,又限張鎮第二天天亮之前一定要破案。張鎮十分賣力,果然第二天天亮之前就破了案:是國民黨士兵干的,事屬偶然。

恩來要龍飛虎修改書中的內容,龍沒有改。恩來逝世后,這本書又再版了,仍然沒有改。我為這件事專門給他去過信,我見他一次就要批評一次。

林彪賣獎章。我還要給你們講一件事:1942年,毛澤東派林彪代表他來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林彪在這個樓上住了很長時間,1943年,他和我們一道回的延安。當時林彪在這裡就不守紀律。我們當時有個紀律,就是出門要給值班的人講,下午5點鐘以前必須回來。有一次林彪私自外出,5點鐘過了好久才回來。我問他做什麼去了?他說他上街去了。后來才知道,他上街去把他在瑞金蘇區時得的一枚純金的獎章拿去賣了,換錢花。那時林彪就不守紀律,沒事兒時還經常上街去看小人書。

時間在悄悄地流逝,不知不覺間鄧大姐就講了近半個小時。我在筆記本上飛快地記著,心裡盼望鄧大姐再多講幾個故事。這時,鄧大姐的秘書趙煒提醒她時間到了。於是,鄧大姐意猶未盡地站起身來,對大家說:“我剛才給你們講的,都是你們以往不可能知道的,是檔案裡沒有的故事,你們記下來把它補上。”

在大家的簇擁下,鄧大姐步出曾家岩50號周公館大門。她興致勃勃地同身邊的工作人員們合影留念。此時此刻,聽說鄧大姐到了周公館,早已等候在大門外的數百名群眾自發地向鄧大姐熱烈鼓掌。鄧大姐亦頻頻向他們揮手致意。最后,她再次深情地望了周公館一眼,才依依不舍地登車離開了曾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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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思瑤、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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