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陰霾下重慶市民日常生活掠影

困苦生活中也有時尚追求

但同時，因東南沿海各階層人群如潮水般涌至大后方，也給陪都重慶注入了時尚氣息，市民的日常生活為之一變。

山城服飾悄然革新。重慶蒞居巴蜀崇山峻嶺中，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市民多遵循陳習，服飾沿襲清末民初舊裝。男士內穿短褂，外罩右襟長衫，下著長褲，顏色尚藍、青、灰三色調﹔未婚女子多蓄長辮，扎紅繩﹔已婚女子則挽發髻，佩耳墜，戴玉鐲，遺存有白布包頭之風俗。重慶成為陪都后，市民服飾隨之革新。高紹聰在《重慶瑣記》中描述，“此地人士多喜穿短服，中上級之外，均長年赤腳草鞋﹔有的雖為賓客，上身衣冠如士子，其長衫馬褂帽頂，而足下仍穿草鞋。學校學生（小學）赤腳並不傷雅，士兵未見穿襪，女人絕無高跟皮鞋及燙發等惡習，金蘭布衫可謂全體一律。迄至戰事起后，蘇浙人士居多，摹仿時髦者始成為上海化。”外來人口的遷入，尤其是江浙移民的新潮時尚給山城增添了絢麗多姿的色彩，重慶市民莫不效仿。男子漸祛長袍馬褂，穿上了時興的中山裝與西服，戴起了禮帽。女性服飾花樣繁多，大多裝扮滬式改良旗袍，佩戴戒指，著皮鞋長襪、理齊耳短發，並抹口紅、涂香脂、燙卷發，各種時髦裝扮層出不窮。

此時，餐飲業日臻興旺。大量外埠人口涌入重慶后，給山城的傳統餐飲業帶來了新的氣息。著名小說家張恨水對此深有感觸，“渝市大小吃食館本極多，幾為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客民麋集之后，平津京蘇廣東菜館，如春筍怒放，愈覺觸目皆是。大批北味最盛行，粵味次之，京蘇館又居其次。”全國各式風味沓至山城，打破了戰前單一的飲食結構。即便是最普通的市民，除了火鍋外，還能買到“福建味的魚羹、廣東的點心、湖南辣子雞、北京烤鴨”等風味佳肴。此外，西式的餐館、咖啡廳也迅速發展。抗戰初期，重慶的西餐館隻有5家，到1943年已增至30余家。在飲食習慣方面，重慶市民由以往一天兩頓干飯（即上午十點為吃“上午”，下午四點為吃“下午”，有時夜間十點再吃“宵夜”）漸演變為一干二稀，並用籠屜蒸飯改為飯鍋煮飯，當地人稱之為“隨水干”。

住房建筑方面，重慶傳統民居大抵以土木瓦房結構為主，最富特色的莫過於建在山坡上的吊腳樓。何為吊腳樓？張恨水先生有一番惟妙惟肖的描述：“吊樓之形，外看如屋，惟僅半面有基，勉強立平地。其后半棟，則伸諸崖外。崖下立巨竹，依石坡上下，倚斜以為柱。在屋后視之，儼然一樓也。”傳統吊腳樓不能滿足外埠寓居者的安全與審美需要，於是各種款式新穎、裝潢別樣的樓房繼踵而出，使重慶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時人將重慶與香港、上海等大城市相比較，有人贊嘆道：“她正和香港一樣，纖回的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山頂上，只是富麗堂皇不及香港罷了……重慶真是一個大上海的縮影。”

重慶是久負盛名的山城，城區傍山而立，依山而建，地勢高低不平，卻錯落有致。但交通發展難度頗大。傳統的運輸工具有川式的滑竿、轎子、板車、獨輪車、人力車、馬車、小木船等。當地人將人力車的車夫、抬轎子的滑竿師傅，及拉船的纖夫統稱為“棒棒軍”﹔外國記者不太明曉這個稱呼，喚其為“Coolie”，類似中文“苦力”的發音。最為艱辛的是沿江纖夫，據時人回憶，1938年他們一家乘坐小木船從宜昌逆水前往重慶，“想要一條小木船逆水而行，通常需要20個纖夫，把幾十米長的繩子綁在腰間，個個佝僂著背，緩慢挪動。”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山城的街頭出現了許多私人小汽車，江上也響起了的小火輪的汽笛聲，重慶的交通運輸較戰前有了較大改善。1940年的公共汽車由1933年的1輛，增加至99輛，行車線路也由一路增加到三路，還開通了纜車線路，極大地方便了人們的出行。

市民習俗也有改觀。外埠人口遷抵重慶，全國各地操著不同方言的人們涌入大后方，促使了不同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原來操著一口川渝方言的山城市民，也日漸學起“國語”，掀起了 “國語運動”。同時，蓄養婢女、收養童養媳等陋習悄然沉寂。既往不少市民隨地吐痰或便溺的陋習，也隨著文明風尚的宣傳與教育而得到了很大改變。

戰時重慶的婚俗觀念也日漸趨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崇尚戀愛自由、婚姻自主，並逐漸放棄了傳統的結婚儀式，採用新式婚禮或集團婚禮。從1936年3月至1949年9月，重慶市共舉辦過50多次集團婚禮。起初，市民對此採取觀望的態度，頭兩屆隻有9對和5對新人參加，可到了1949年元旦，共有91對新人參加集團婚禮。更為特別的是，在重慶北碚民眾會場經常舉辦周末演出會，時常在戲劇高潮時插入一段結婚典禮，使整個戲劇舞台瞬間變成結婚會場，這種節儉而熱鬧的婚慶方式，深受當地市民歡迎。過去，囿於陳俗所限，人們羞於離婚。這時,緣於戰爭的影響，夫妻分居兩地，許多眷侶不得不選擇離婚。1944年在重慶出版的《中央日報》廣告版上就刊載過一則離婚啟示，兩人因長期異地分居，公開協議離婚，毫不避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