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陰霾下重慶市民日常生活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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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於是年11月正式遷抵重慶，重慶成為戰時大后方的核心區域。隨著戰爭的進行和人口的內遷，戰時重慶的社會問題如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物價上漲、百貨匱乏等不斷呈現，為當地市民的日常生活烙上了深刻的戰爭印記。另一方面，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也給重慶城市生活帶來了現代文明的時尚氣息，促進了市民生活的衣食住行乃至風俗觀念的革新，加速了東西部思想文化的交融。

戰爭籠罩下的艱辛生活

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雖沒有正面戰場上的血腥與慘烈，但始終籠罩於戰爭陰霾下。

國民政府遷渝后，陪都重慶日益成為敵軍轟炸的重點。每當日機臨近，警報“紅球”隨之挂起，市民們紛紛避走它處，由此形成了大后方獨特的“跑警報”生活。“紅球”警報是戰時重慶的特定產物，在敵機的狂轟濫炸下，空襲警報經常無法用電，防空人員遂採取高處懸挂紅球示警。挂一個表示預行警報，再串一個即為警報，此時居民要急行入壕鑽洞，當串第三個就是緊急警報，路上行人不准再走動。紅球台分設於市郊和市內制高點，市內如小什字的美豐銀行頂樓、純陽洞、李園、虎頭岩等處，至今重慶還留有“紅球壩”地名，可見影響之深。

一些市民回憶，警報出現后，市民們不得不中止日常的工作或學習，四處逃逸，“有的乘輪渡木船、過南岸上山躲避，或順流東下，到溉瀾溪等地躲避﹔陸上出口，隻有一條沿嘉陵江西行的公路，小轎車、客車、人力車擠在一塊各奔生路，頓時車水馬龍、人喊馬叫川流不息”。有時，甚至一天要跑二三次警報。

防空洞是重慶市民躲避日機轟炸的避難所，卻有高低貴賤之分。政府高官顯貴專用的防空洞設備先進、清潔衛生、安全舒適﹔一般百姓的防空洞則陳設簡陋、油燈照明，無通風設施，且洞內潮濕骯臟、空氣渾濁，人多了就難以呼吸。對此，有過親身經歷的陳未雲深有體會：進入十八梯的防空洞后，“漆黑一片，裡面早已坐滿人。憲兵拉著我向裡面硬擠，踏在別人身上，兩邊的人把我推來推去，最后跌坐在人堆之中，那滋味可想而知。一小時后出洞，陽光刺目，好一陣才能適應。”即便是這樣的防空洞也經常人滿為患。1941年6月5日深夜，在日機的突襲下，僅能容納四五千人的較場口防空隧道擠進了1萬余人。粗陋的設計與管理，造成數千市民在極度擁擠與缺氧中傷亡，釀成了震驚中外的重慶較場口防空大隧道慘案（又名“六五慘案”），給山城留下了永久的傷痛。

據不完全統計，1937年重慶市人口僅為47萬，1943年激增至88萬多，到1944年猛增至103萬。大量的人口涌入本來就地窄山多的重慶，造成市內的住房擁擠不堪，物資儲備日益匱乏，居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下，重慶的大批民房慘遭焚毀。為了紓解住房緊張，重慶建造了大量的捆綁式簡易工棚。這類寮屋簡陋陰暗，質量低劣，幾乎一推就倒﹔若遇日機轟炸更是頃刻崩毀，以致流離失所的人們連茅棚都沒有，隻能“天空就是屋頂”。物價飛漲最為市民頭痛，八年抗戰，重慶的物價是一日一價，日增月漲。老舍后來著書回憶道，“從二十九年（1940年）起，大家開始感受到生活的壓迫。四川的東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漲就漲一倍的天天往上漲。我隻好穿著斯文掃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煙由使館降為小大英，降為刀牌，降為船牌，再降為四川土產的卷煙——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別的日用品及飲食也都隨著香煙而降格。”不少罹災之民，終日飢腸轆轆，民不聊生。迫於生計，災民創制“八寶粥”維持生命。所謂“八寶粥”，無非是米糠摻雜砂子、稗子、稻殼等雜物。總之，在戰時重慶，普通民眾生活困窘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