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老隊員項與年與中央紅軍戰略大轉移

為通過敵人封鎖線砸掉四顆門牙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動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后，給中共中央帶來極大的危害。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代”負責人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等先后撤離上海，輾轉到了中央蘇區。5月，周恩來重組中央特科，將一些受到叛徒威脅的人員陸續撤離上海。年底，周恩來也離開上海，進入中央蘇區。

1933年，因為上海生存環境不斷惡化，中央特科的“第二代”負責人康生去了蘇聯，潘漢年去了中央蘇區。特科到了“第三代”，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又名武懷讓，上海中央局軍委書記、上海中央局代理書記）、劉仲華（上海中央局情報部部長、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王世英（上海臨時中央局代理書記）等相繼負責。

項與年因機智過人，得以潛伏下來，一直在上海堅持工作，可謂是特科的“老隊員”了。

莫雄是國民黨的老黨員，原任國民革命軍師長，北伐時同蔣介石一度共事。后來，他對蔣介石的倒行逆勢非常反感，想加入到共產黨的隊伍中來。1930年莫雄在上海賦閑時，就是中央特科聯絡的重要對象。上海地下黨領導人李克農曾向其表示：“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輩，孫中山的忠實信徒，請求加入共產黨，我們是歡迎的。組織上認為莫先生在國民黨中資歷老、社交廣，為方便工作起見，以暫不參加共產黨為宜。今后凡對我黨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給予幫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為中共地下黨組織提供幫助。

1933年2月，蔣介石開始部署對江西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莫雄來到南昌，擔任了位於德安縣的江西第四區保安司令要職。蔣介石為了招兵買馬，放權讓其自組班子。莫雄將計就計，暗中與中共特科商量，讓中共派人去司令部。中共特科負責人認為項與年對黨的事業忠誠，有勇有謀，就將他派到該司令部。項與年到保安司令部后，充當情報參謀，積極搜集國民黨軍的情報。

1934年10月初，蔣介石在廬山牯嶺召開軍事會議，部署國民黨進攻中央蘇區的“鐵桶計劃”，妄圖通過加大第五次“圍剿”的力度來最終消滅蘇區。情況表明，中央蘇區和紅軍已面臨巨大危險。然而，當時中共中央的“左”傾領導卻脫離實際，命令紅軍處處設防，企圖以陣地防御結合“短促突擊”應對國民黨軍的進攻。

廬山牯嶺軍事會議剛結束，莫雄連夜趕回德安保安司令部。他冒著泄密殺頭的危險，立即向項與年等地下黨員通報情況，並將一整套絕密計劃交給他們。情況十萬火急，項與年等立即啟用秘密電台，向中央蘇區緊急通報“鐵桶計劃”的要點。項與年知道，對於蘇區反“圍剿”，光有要點是遠遠不夠的。紅軍非常需要敵軍的具體部署。他看到敵人的方案十分具體嚴密，各部隊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擊日期、進攻路線、聯絡信號和口令等，規定得清清楚楚， 印了一大本。項與年與有關同志商量后，決心將這個詳細方案報告給黨中央。他連夜用特種藥水將絕密文件的主要內容用四角號碼字典的字碼編成密碼， 記在字典上，然后扮成教書先生帶著字典，連夜奔赴中央蘇區。

為減少與白軍關卡接觸， 項與年白天休息， 晚上利用夜幕掩護， 避開大路穿山越嶺。經過三四天風餐露宿，忍飢挨餓，項與年憔悴消瘦，走路十分吃力。加之前面封鎖更嚴，山上布滿鐵絲網和暗堡，到處是白軍的哨兵，簡直是插翅難飛。如何闖關過卡，成了大難題。經反復思索，他決定裝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樣子，他思索片刻，毅然鑽進山林，以驚人的毅力，拿起一塊石頭，對著自己的嘴巴連砸幾下，砸掉了自己的4顆門牙。頓時，他的嘴裡血流不止，疼痛難忍。當他走下山時，已是臉色蒼白，嘴腮腫脹，面部變形，加上蓬頭垢面，衣衫襤褸，儼然成了一個乞討的叫化子。每到敵人的封鎖哨，白軍士兵看到他這個樣子和渾身的酸臭味，常常掩鼻喝斥：“滾！滾！”項與年鍥而不舍，穿過層層封鎖，跋涉6天時間到達了蘇區。

項與年勞累過度，看到持槍的紅軍戰士，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揚著手，用力說：“我要見周恩來……”

紅軍戰士有些迷惑：“你！你要見周副主席？”他們實在想象不出，這樣一個渾身散發著臭味的老乞丐，怎麼會知道周恩來的名字。一個干部模樣的紅軍問：“你是干什麼的？你怎麼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說：“我是地下黨員，有重要事情要見周恩來……”紅軍干部聽他這樣說，立即把他帶回陣地，轉送到團部、師部。師部在一棟民房裡，忙碌的師首長很快給駐於都的中央軍委作戰值班室打電話請示。值班室的參謀問，他叫什麼名字？

師首長轉頭問：“你叫什麼名字？”

老乞丐說：“我叫項與年。”

不大功夫，作戰值班室來了電話：“立即將項與年送來，周副主席要盡快見到他。”師首長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命令牽來兩匹馬，派出一名干部，將項與年送往於都中央軍委駐地，來到周恩來面前。

周恩來看到蓬頭垢面、衣衫襤褸的項與年，竟然大吃一驚：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項與年無力地坐在門前的台階上，哆嗦著，將絕密情報從貼身的衣袋中掏出，遞給周恩來。周恩來立即讓人翻譯。黨中央幾天前已收到了簡要密電，如今又見到了項與年冒死送來的全套資料，決策依據更為充分。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從瑞金、於都出發，踏上了戰略轉移的漫漫長征路。這在中共黨和軍隊歷史上是個有特殊意義的日子。這一天，離蔣介石廬山牯嶺軍事會議結束僅僅數天，“鐵桶計劃”尚未布置完畢，中央紅軍即突然實行戰略大轉移，果斷突圍，撤離中央蘇區，開始了舉世聞名的萬裡長征。項與年這位可敬的英雄戰士，為中央紅軍提前突圍、勝利轉移，作出了不朽的貢獻。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項與年加入了長征先遣偵察隊。途中，他又奉命離開紅軍隊伍，去上海領受另一項特殊使命。

改名換姓轉戰大半個中國項與年輾轉來到上海，見到了中央特科的負責人，接受了新的任務。抽時間，他去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讀的兒子項南。第二天，他就帶領兩名爆破隊員登船去南京，完成破壞敵人運輸線的任務。年僅16歲的兒子項南，望著來去匆匆的父親，甚感奇怪。他不知道父親到底從事什麼職業，父親在項南眼裡始終是個謎。

1936年，項與年18歲的兒子項南離開上海。經鄉人介紹，項南輾轉到福建長樂縣園藝場勞動就業，同時開始投身抗日救亡。他為人開朗熱情，多才多藝，又富有宣傳組織能力，深受大家歡迎。此時以及之前，他一直使用項崇德這個名字。兩年后，他改名項南，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了福建順昌縣抗敵劇團團長，后又到閩清縣任戰時民教工作隊隊長，開展抗日救亡斗爭。

項與年剛到南京就被國民黨密探拘捕，但他始終沉著應付，否認是共產黨員，隻承認自己是受同鄉騙來的同路人，逐步騙得敵人看管有所放鬆。一天夜裡，他巧妙地逃離看管所，找到了當地黨組織，然后喬裝成商人奔向贛江，繼而轉往河南信陽，又經漢口返回上海找到特科的負責人。事后，黨組織授予他“反特斗爭勝利獎”。

項與年的身份已經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黨組織派他到香港繼續做情報工作。后來為便於隱蔽活動，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西往長安，同王世英、汪鋒、南漢宸、習仲勛、李克農等共事，在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人士中從事統戰工作。此后，項與年的名字連同他的傳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他新的化名“梁明德”。

星移斗轉，1 9 5 6年國慶節，此時離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已有整整22個年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沒有忘記那些為紅軍緊急突圍提供過絕密情報的有功之臣。為表彰他們的英雄業績，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李克農上將受中央軍委之托，特派項與年專程到廣州接莫雄赴北京出席國慶典禮。李克農代表中央軍委設宴招待莫雄和項與年，葉劍英元帥也在家中擺酒宴請兩位英雄，熱情贊揚他們的歷史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