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梅
他是我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任《立報》總編輯時搶發消息，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七君子﹔
他奉命與胡愈之負責創辦了《光明日報》﹔
他是周總理任命的民族出版社第一任社長——
薩空了是20世紀我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解放前從沒公開自己是少數民族的身份。新中國成立后，在一次與李維漢的談話中提到自己是蒙古族。1950年，薩空了作為中央西北訪問團副團長赴西北5省考察慰問，李維漢在車站對薩空了說：“你從現在起就恢復蒙古族的身份吧！”
那次慰問，薩空了見到了蒙古族人，嘗到了奶食品，觀看了那達慕，初次體會少數民族的生活。這也是他從事民族工作的開端。
《立報》對於中外矚目的“七君子案”進行了突出而持久的報道，引起轟動
薩空了1907年3月出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蒙古族家庭，他的父親石麟是都督府正黃旗蒙古筆貼士，石麟的祖上是翁牛特旗，祖上曾多次受清帝的嘉獎。石麟是個老實巴交的讀書人，后因妻子去世，他苦惱無方，也為了躲避家事紛擾，便圖清靜，托人謀了個外差，舉家搬到成都，在川督趙爾豐手下做文官。薩空了出生時，父親為他取名薩音泰，意思是有福之人，弟弟叫齊達泰。辛亥革命后，石麟又舉家遷到北京。此時，世事動蕩，石麟無法再外出謀生，隻得在家盡其所能地教授兒子讀書。當時薩空了兩兄弟同在北京黃土坑小學讀書，被人譏諷為非同父之子，傷心之余，哥倆及同輩人全改成了姓薩，他改姓薩名嘯空，但工作后發現有同名者，加上當時的境遇，使他有了消極思想，故用“空了”。
薩空了14歲時，為了生存，早早地踏入了社會，1927年開始在北京從事新聞工作。1935年，薩空了在一個中法合辦的金融機關工作，同時在幾家報紙兼任編輯、記者，還在一些大學的新聞系擔任教學工作，他寫文、畫畫、攝影、演話劇，非常活躍。當時的《世界畫報》老板成舍我找到薩空了，希望他去上海接手《立報》。到《立報》一年后，他正式任《立報》的總編輯兼經理。
薩空了主編的副刊《小茶館》，稱得上是《立報》的一顆明珠。《小茶館》隻有半版左右篇幅，約2500字，在這小小的天地裡，有《大眾常識》《小記者》專欄。此外，它主要是登載來自本地及江、浙、湘、桂等地讀者的來信，與此配合的有一個《點心》專欄，專門刊登薩空了用“了了”筆名寫的短評。這個為讀者稱道的“了了信箱”，形成了一種針砭時弊的輿論力量，沖擊著當時的黑暗社會。他在《編小茶館的感想》一文中說：“我每天要看幾十封信，並直接回答他們若干封信”，“粗糙的紙和歪斜的字，帶給我的感情”，“落下淚的事，都曾有過。”“讀了他們的信，不由得不使我想把自己的一切獻給勞苦大眾，不由得不使我為勞苦大眾呼號。”
薩空了為勞苦大眾獻身的精神，滲透在他任《立報》總編輯的整個時期。《立報》宣傳報道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救國會”、“七君子事件”、“雙十二事變”等抗日救國活動，給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立報》對中外矚目的“七君子案”進行了突出而持久的報道。
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逮捕了救國會的7位領導人。得到消息時，當天的《立報》開印在即，來不及了解情況，薩空了決定先發消息，讓人們知道7人被捕之事，以阻止國民黨反動派暗地殺人。
“7人被捕”消息發表后，引起全國的震驚、關注與反應，國民黨不得不按法律辦事。以后，《立報》緊緊咬住這個案件不放，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七君子。1937年，上海淪陷，《立報》也不得不停刊。
1937年末薩空了隻身到香港，適值潘漢年與廖承志在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辦事處的工作，他們以共產黨的名義投資3000元港幣，支持薩空了把《立報》再辦起來。1938年4月1日，香港《立報》創刊，薩空了擔任總編輯和總經理。
創辦《光明報》，周恩來表示，他們現在在黨外，比在黨內更方便工作
香港《立報》創刊不到半年，薩空了與親近國民黨的成舍我在立場和觀點上發生了分歧，薩空了決定離開。當時正在為抗日運動奔走的杜重遠向薩空了說新疆的督辦盛世才已經打出抗日的旗號，還可以得到蘇聯的援助。他們輾轉漢口的時候得以會見周恩來和葉劍英，得到了周恩來的肯定。后來杜重遠曾代表薩空了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但周恩來表示他們現在在黨外，比在黨內更方便工作。
周恩來的話后來得到應驗。
1941年，鄒韜奮、廖承志找到薩空了，希望他在香港參加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機關報《光明報》。薩空了作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成員接受了這個任務，出任督印人。創辦《光明報》，是因為當時國民黨不承認除了國共兩黨外，中國還存在其他政治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在重慶沒有公開宣布的可能，因此決定在香港辦一份同盟的機關報，宣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同時為今后的宣傳工作准備輿論陣地。在刊行之初，就提出“國內如有力之黨派難抒發其言論，而大多數之國民顧未得自建其言論機關，本報願貢獻國人為言論抒發之公共園地，凡無背上列原則者悉為刊載”的原則。為避開新聞稿送檢被扣發的危險，《光明報》以廣告的形式刊登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兩個重要文件，驚動了國民黨當局，香港政府在壓力下多次對《光明報》的稿件進行扣壓和刪改，報紙常常“開天窗”。
雖然《光明報》經歷了多次停刊與復刊，薩空了在香港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1948年，為了讓境外及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從香港回到內陸、再輾轉到北平參加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薩空了奔走於駐香港的英國政府。負責這一系列工作的有廖承志、潘漢年、范長江等人，由薩空了出面聯系英國政府機構租用船隻。這樣安排有幾個優勢：薩空了英語比較好，也不是太知名人士，最重要的不是共產黨員。結果，一批由上海轉移到香港的民主人士得以通過這條水路抵達了解放區。1949年6月，薩空了在北平協助胡愈之創辦《光明日報》作為新中國中國民主同盟機關報，他出任秘書長，同時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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