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鄧穎超

採訪人：鄧穎超的原則性很強。即使是對自己的本家親屬，也不例外。作為侄孫，請講講您的姑奶鄧穎超給鄧家留下的家風中，哪些讓您印象最深。

鄧友平：1992年7月11日，我們一家人像往常一樣收看《新聞聯播》，當聽到她老人家去世的消息時，全家人都驚呆了，特別是聽到遺囑中提到我的父親，坐在輪椅上的父親雖然說不出話來，但已是淚流滿面。我們兄弟姐妹商量要立刻去北京，可當時火車票、機票都很緊張，不得已我們聯系了省委辦公廳，省委的同志聽了我們的情況也異常驚訝，因為從未聽說鄧穎超在吉林還有親戚。為慎重起見，省裡給趙煒阿姨打了電話，得到証實后，迅速安排我們兄妹來北京參加悼念活動。回想起來，父親始終是遵照姑奶的教誨，一直保守這門親戚的秘密。當父親向我們兄弟姐妹正式提及此事時，嚴肅地對我們說，你們姑奶一再囑咐我不要炫耀這門親戚關系，更不要以此謀得任何私利。我們全家人都要按照她老人家的要求去做，本分做人，老實干事。當時我們也想，有這樣的關系是一種榮耀呀，大家知道了我們也很光榮。當哥哥姐姐們面臨當兵、工作等重大事項時，也曾動過請姑奶幫忙的念頭，可父親非常嚴厲地說，姑奶不但不會幫助解決問題，還會批評我們，我們絕不能給她老人家添亂、抹黑。后來我們聽趙阿姨講起，每次父親去看望姑奶時，她老人家都非常關心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進步，總是給我們帶點水果、小食品，父親每次都推脫不要，有幾次推脫不過，才給我們帶回來。我們知道是姑奶送的禮物，特別高興，有一種發自內心的甜蜜感覺！

我大學畢業后經常去北京辦事，曾向父親提起去看望姑奶，可父親總是說她老人家工作很忙，不便打擾，況且你也不能耽誤工作。1988年我借調到教育部工作一年，再次提到去看望姑奶。這次父親沒有了理由，才與趙阿姨取得了聯系。記得趙阿姨給我打電話，問我身體可好，有沒有感冒，我說沒有。趙阿姨說姑奶想見你，只是最近老人家身體較弱，怕傳染感冒，你沒有就好，等我電話吧。第二天趙阿姨就打來電話，說姑奶可以見你了。當時我的心情無比激動，滿腦子空白，以至於都記不得是怎樣去的中南海。趙阿姨領我到西花廳后，工作人員拉開窗帘，我聽到姑奶“來了”的聲音，她老人家是一直在等我。我和姑奶嘮起家常，她特別問到家裡在“文革”中是否受到牽連，我說沒有，我們一直都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導，沒有炫耀，也沒有給單位和政府添任何麻煩，幾乎沒人知道這門親戚關系。姑奶聽了連連說：“這就好，這就好”。當聽說我在上派教育部鍛煉時又說：“這很好，要多學習，勤鍛煉。”還叮囑趙阿姨給我找了一些周總理的書和紀念畫冊。臨別時，趙阿姨叫來高振普叔叔給我和姑奶拍下了珍貴的照片。

姑奶去世后，《吉林日報》的記者到家裡採訪了我們，並以《家規》為題做了一個報道，《人民日報》給予了刊載。今天，我們可以無愧地向姑奶她老人家報告，家規依舊在，教誨永流傳。

採訪人：鄧穎超在去世前，親筆寫下了自己的遺囑。您在鄧穎超身邊工作27年，親歷了遺囑從動筆到公開的全過程。請您談談它是怎樣完成的？其中有著怎樣的思想境界？

趙煒：回憶這段往事，就讓我想起鄧大姐伏案寫遺囑的情形，那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難以忘懷的一件事。

1978年7月1日，我上班后到她的辦公室，鄧大姐就讓我為她准備紙和筆，對我說要寫點東西。她要寫什麼，我事先一點也沒聽她說過，心中有點納悶。鄧大姐看出我的表情有點疑惑，就說：等會兒我寫出來你就知道了，今天是黨的生日，我要給黨中央寫一封信，就是對自己的后事安排。我說：“太早了！忙著寫它干嘛？”她沒再說什麼。她這次寫下五點：

中共中央：

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團的第一批團員。1925年3月天津市黨委決定我轉

黨，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人總是要死的。對於我死后的處理，懇切要求黨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遺體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這是在1956年決定實行火葬后，我和周恩來同志約定的。

3、不搞遺體告別。

4、不開追悼會。

5、公布我的這些要求，作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為我認為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職務也都是黨和人民決定的。

1982年6月17日，鄧大姐又把這份遺囑拿出來認真地、仔細地看后重抄一遍，根據當時的情況又補充兩點。1982年11月5日，鄧大姐寫了第二份遺囑，寫給六位同志委托處理她的遺物，如工資、文件、照片、圖書、衣服等具體的交待。

鄧大姐寫遺囑時，我十分難受，曾勸她：“您寫那麼早干什麼？現在不到時候！”她馬上說：“等我不能寫的時候已經晚了，趁我現在身體好，頭腦還清楚，還能動筆的時候寫出來好。這也是為組織上好辦，對你也好。我活著的時候，有時有些事你替我背，我死了不能再讓你為我背。我寫出來公布於眾，大家會相信，如果我不寫，你說出來，人家就不相信。”的確，鄧大姐說對了，在她的遺囑見報時，有人問我，是鄧媽媽寫的嗎？當我聽到這話后，眼淚止不住地流了出來，我馬上說是真的，這樣的文字我是寫不出來的。我深深感到了鄧大姐的遠見。

當她寫完后，就好像了卻了一樁心事。可她還總是不時地囑咐我：“我死后，把我給中央的信公布了，只是讓大家知道我已不在了，就可以啦。”

她把一個人的生死看得很透。她說：“一個人的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誰也避免不了，逃不掉的。”她再三對我說：“一個人死后大辦喪事是勞民傷財的事，我反對在家搞吊唁，搞這些是給組織找事，給你們添麻煩。”說到這兒，她半開玩笑地對我說：“趙煒你做點好事，我死后千萬千萬別搞吊唁。”

鄧大姐去世后我反映了她生前對我說的喪事從簡的要求，一切是由組織安排的。鄧大姐的遺囑在報紙上全文公布后，引起了巨大反響。海外的一些報紙也予以報道，稱贊鄧大姐“留下來的是一份無所求、充滿愛國情懷的遺囑，留給后人的是無價的精神瑰寶”。我進西花廳工作37年，跟隨她27年。在紀念鄧穎超同志誕辰110周年之際，回想起遺囑的事，我感慨萬千。親愛的鄧大姐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採訪人劉燕：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文博館員﹔茅文婷：本刊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