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正裕
讀《風塵集》有贈
一九三六年正雄師渡河,沖破防共陣線時也。
吟鞭東指陣雲橫,要挽銀河洗甲兵。入畫清詞驚四座,劃時偉略定三晉。十年辛苦破孤立,舉世倉皇仰北辰。猶能百忙爭片晷,望瑤堡裡慰嬌嬰。
猶堪雙鬢耐冬寒,回首前程非偶然。小艇珠江勞絮語,危樓歇浦駐紅顏。紛紛倒屣舊朋少,落落間關去路寬。盡有豐收待獲取,相看鐮斧滿人寰。
從林老的這兩首七律詩的標題上可以看出,是他讀了《風塵集》后賦詩贈予《風塵集》作者的。《風塵集》的作者是誰?《林伯渠同志詩選》一書上作注說:“《風塵集》:作者未詳。”可能在1980年編輯出版這本詩選時,由於受研究資料等局限,未能判明《風塵集》的作者是誰。我得益於長期研究毛澤東的著作、生平、思想以及詩詞,對林老這兩首詩中的本事,略知一二,認為《風塵集》的作者非毛澤東莫屬。林老兩首詩的寫作時間,標明為1936年“正雄師渡河,沖破防共陣線時”。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6年1月10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發言闡明東征山西的方針和准備工作﹔2月18日,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政治委員毛澤東發布東征作戰命令,同日毛澤東出席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干部會議,作關於東征形勢與任務的報告﹔2月20日,毛澤東同彭德懷統率紅一方面軍主力,發起東征戰役,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的防線。(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10—512頁。)從毛澤東組織並統率紅一方面軍東征山西這段史實,可以判明林老作這兩首詩的准確時間為1936年2月,並有助於理解詩中有關的本事。
林老的第一首七律,通篇都是歌頌《風塵集》作者的,即歌頌我黨我軍領袖與統帥毛澤東的。首聯寫《風塵集》作者毛澤東既是詩人又是統帥,指揮紅軍東征,突破陣勢如雲的閻錫山部隊的攔阻,要開赴抗日前線,消滅日寇,以求持久和平。頷聯出句贊美毛澤東詩詞清新雋永,富有畫意,令人驚嘆﹔對句稱頌毛澤東運籌帷幄,制定了東征山西的宏偉計劃。頸聯寫毛澤東自從秋收起義以來,正確領導紅軍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打破了國民黨軍“圍剿”與孤立紅軍的反動策略,立下的豐功偉績震驚世界,被我黨我軍看作如指引方向的北極星一般受到景仰。尾聯筆鋒陡轉,寫毛澤東於1935年12月轉移到瓦窯堡后,在百忙中利用片刻時間到剛建立的托兒所慰問,表達對革命后代的深情關愛。
林老在第二首七律裡,回憶了自己的艱辛人生、奮斗歷程和革命操守,抒發了與戰友交往的真摯情誼,表露出對革命前途的樂觀期盼與展望。據考,詩篇的頷聯是寫林伯渠與《風塵集》作者毛澤東在20世紀20年代的交往。“小艇珠江勞絮語”,意謂同毛澤東在廣州珠江的小船裡,不辭勞倦、絮絮不休地傾心交談。經查,1924年1月,林伯渠與毛澤東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均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這期間他們可能有機會交往﹔1925年9月中旬至1926年7月中旬,林、毛二人都在廣州國民黨中央工作,他們參加籌備並出席了國民黨二大,林伯渠先后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委常委和中央農民部長,毛澤東先后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代理宣傳部長和第六屆農講所所長,在這段長達10個月的時間裡,兩位親密戰友因工作接觸或私事過從,一定會有交往。頷聯對句“危樓歇浦駐紅顏”,意謂在上海(歇浦,即黃浦江,代指上海)的高樓上看到毛澤東紅光滿面,非常年輕。經查,林伯渠於1923年3月初到上海就任國民黨中央總務部副部長,直到年底才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一大的准備工作﹔毛澤東於1923年4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6月赴廣州出席中共三大並被選為中央局秘書,7月下旬離開廣州到達上海,在中共中央機關遷到上海時他住中央局機關,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並受國民黨中央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的委托回湖南籌建國民黨。由此可見,1923年毛澤東在上海有兩段較短時間,可同長住上海的林伯渠交往,這可能也是他們相識相知成為親密戰友的開端。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紅一方面軍東征時,該部會不會另有擅長賦詩的將領是《風塵集》作者?據查考,紅一方面軍東征時確實還有后來頗具詩人名聲的將領,他就是時任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的葉劍英。但是,他的經歷、業績、身份都與林伯渠兩首七律詩中的本事,完全不相符合﹔更重要的是,他早年出版過《劍余詩集》(雲南官印局1921年版),收入詩篇15首,自1922年至1937年隻留下一首《滿江紅•香洲烈士》(1925年10月),足見他在紅一方面軍東征前不可能編印《風塵集》。
2012年,山東詩詞學會毛澤東詩詞專業委員會給我寄來了他們主編的《東方詩訊》總第4期,上面刊載了毛澤東詩詞版本專家宋蒼鬆的《〈風沙詩詞〉考》一文,他在文尾作結論說:“通過以上追根溯源,可以厘清羅伯特•佩恩著作中所提及的《風沙詩詞》並非是一本已出版或印刷的毛澤東詩詞集,《風沙詩詞》是毛澤東最早的詩詞集一說只是一個誤傳而已。”宋蒼鬆的考証文章雖然否定了《風沙詩詞》的存在,但是卻為我考証《風塵集》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和有力的印証。他在文章中引述了佩恩的英文原著有關《風沙詩詞》的三段文字,其中一處提到“Wind Sand Poems(Feng Chien Tze)”(宋蒼鬆譯為:《風沙詩詞》〔風塵詞〕)﹔另一處提到“Feng Chien Tze means‘Wind Sand Poems’”(宋蒼鬆譯為:《風塵詞》的意思是“風沙詩詞”)。這兩處提到的“Feng Chien Tze”,據我分析,佩恩當年在延安採訪時確實獲悉了毛澤東詩詞集的名稱——《風塵集》,這三個英文拼音是音譯,“風沙詩詞”是意譯。“Tze”,宋蒼鬆譯為“詞”,日本譯者譯為“集”,我認為日譯是可信的,只是將《風塵集》譯為《風沙集》誤導了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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