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石
大藏寺是一個座落於半山腰的著名寺院，有幾百年的歷史。李井泉隨紅九軍政治部在此休整了兩天（8月20日、21日）。那天上午，李井泉與陳伯鈞、朱良才等紅一方面軍的干部一起，討論了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的問題。對此，陳伯鈞日記有過記載：
（1935年）8月20日，稍晴，夜雨。
……早飯后，與朱良才、李井泉等同志談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問題。
這次戰友間的正常談話，給這3位來自紅一方面軍的干部帶來了諸多蹉跎。
那個時候，由於張國燾與黨中央在戰略方針上有分歧，他刻意延宕“北出陝甘”方針的貫徹執行，並在紅四方面軍干部中散布對中央不滿的情緒，致使鬆潘戰役流產，部隊遲遲不能行動。紅一、紅四方面軍的團結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陳伯鈞、李井泉等在這個敏感時期在一起討論這個敏感問題，當然也引起了一些被蒙蔽的紅四方面軍干部的注意。
這個事情被匯報到張國燾那裡，3個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
第一次過草地，卻在噶曲河畔被拽回了頭
1935年8月22日，李井泉跟隨紅九軍政治部，從大藏寺進至卡爾古村宿營，准備翻越格地山（當時叫安得山）埡口后穿越草地，向查理寺、阿壩地區前進。格地山埡口海拔4252米，是如今馬爾康縣（當時的卓克基土司轄地）與紅原縣的界山，翻過了格地山，也就進入了著名的“鬆潘大草地”（今屬紅原縣）。23日，李井泉隨紅九軍政治部翻越了格地山埡口，走過了一大片草地，宿營於江貢瑪村（當年紅軍文獻中譯作“石匠關”）。
隨后，李井泉跟隨紅九軍政治部到查理寺。
28日，李井泉被任命為紅軍總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長，跟隨紅軍總部進至甲本塘（當年紅軍文獻中稱為“箭步塘”），准備渡過噶曲河，到巴西、阿西、包座地區與右路軍會師，繼續執行黨中央的“北出陝甘”方針——這是李井泉一過草地。
然而，9月3日，已進至噶曲河畔的紅軍總部等左路軍部隊，在張國燾的強令下，被迫從草地折返，於9月上旬，陸續回到查理寺、阿壩地區——這是李井泉的二過草地。
回到查理寺、阿壩地區后，李井泉再次面臨黨內斗爭的考驗：張國燾組織了格爾登寺會議等一系列對“毛周張博右傾逃跑路線”聲討活動，李井泉和陳伯鈞等人在大藏寺的那次談話被人“檢舉揭發”，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但他仍然表示擁護黨中央“北出陝甘”的方針，堅決維護兩個方面軍兄弟般的團結。
李井泉剛任命沒幾天的“紅軍總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長”的職務，很快就被免了。
南下輾轉，隆冬季節再翻雪山
不久，左、右路軍的紅四方面軍部隊開始南下，李井泉也從紅軍總部調離，到新成立的紅軍大學任政治教員（后任上級政治科教導員），隨部隊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區，爾后再次翻越夾金山，來到天全的仁家壩附近紅岩嘴。李井泉再次承受著黨內斗爭不公正對待的委屈，忍辱負重地繼續努力工作。
1935年年底，紅四方面軍百丈戰役失利，張國燾的“南下計劃”碰壁。紅四方面軍在天（全）蘆（山）寶（興）地區的處境也日漸險惡。1936年初，在黨中央的一再規勸下，在中央紅軍北出陝甘取得重大勝利打開了局面的事實推動下，在紅四方面軍將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聲下，張國燾不得不接受黨中央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決定西進康北，迎接紅二、紅六軍團前來會師，以圖“完成戰斗准備”，打開局面。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隨紅軍大學一起，在隆冬季節第三次翻越夾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黨嶺雪山的夏羌涅阿埡口（海拔4810米），來到道孚、爐霍地區，籌集糧草，進行再次北上的准備。這片地區人煙稀少，高寒缺糧，籌集糧食成了紅軍將士面對的最大困難，部隊減員非常之大，這是他在紅軍生涯中度過的最困難的時期。
終於又要北上了，面對的卻是最漫長最艱苦的長途行軍
1936年6月中旬，紅二、紅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前夕，徐向前總指揮率領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隊、紅軍大學和紅四方面軍一部作為再次北上的中縱隊，從爐霍出發，開始了又一次艱苦卓絕的雪山草地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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