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檢察日報》發表文章《劉伯承：我們不是“紅牆裡的貴族”》。文中記述了劉伯承反對子女搞特殊化的幾件事。摘編如下。
1956年，劉伯承和夫人、子女合影
解放后，劉伯承擔任南京市首任市委書記、市長和軍管會主任。他十分注意聯系群眾，反對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劉伯承反映，少數政府工作人員、部隊人員，不按規定手續購買車票，免費乘車;進入戲院、電影院和娛樂場所不買票，看“霸王戲”。得知這一情況后，劉伯承非常生氣，以軍管委的名義，連續下發了“乘坐車輛須按規定購票(布告、軍字第一號)”、“進娛樂場所須購票入座(布告、軍字第二號)”。這兩項“禁令”一出，違紀現象頓時消失，廣大市民拍手稱快。
劉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長子劉太行回憶說，父親最反對的就是家屬和子女搞特殊化。解放軍剛進城時，他就叮囑母親，現在解放了，國家還很窮，人民生活也不富裕，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子女的生活，決不能特殊，要同群眾的生活大體相當才是。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時南京剛解放，父親是南京市長，有一天，他帶著我們去參觀中山陵。到了那裡，看到一張通知，說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參觀者。父親正要帶著我們回家，中山陵的負責干部趕來了，可是父親還是堅持服從規定，拒絕了讓我們進去參觀的邀請。回家的路上，父親給我們講道理:‘爸爸雖然是個高級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因此也應該按規定辦事，不能搞特殊化。’”
劉伯承還對子女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經常說，干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
1964年，劉伯承的小女兒劉彌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學院讀書，適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開展，大學生需到農村參加8個月的“社教”活動。劉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兒參加。“父親要我下去體會一下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還很嚴肅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優裕，如果長期脫離群眾，將會養成資產階級意識。他說下農村是好事，不要讓人說我們是‘紅牆裡的貴族’。”
在劉伯承家的電話間裡，一直貼著一張告示——兒女們，這些電話是黨和國家供你爸爸辦公的。你們私事絕對不許用這些電話。假公濟私是國民黨的作風，不許帶到我們家裡來。
“我們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傳，甚至不分男女的。”劉彌群的弟弟劉蒙讀中學時，還穿著姐姐穿過的女式舊軍裝，以至於很多同學笑話他，叫他“黃皮”。回到家，劉蒙吵著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式軍裝了，還遭到母親的嚴厲批評。
1970年后，劉伯承的兒女們先后結婚，但都和本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長子劉太行結婚后，一直住在單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裡，廚房和廁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劉太行的孩子出生，單位才給他們調換了一個18平米的套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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