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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任弼时曾因“打毛排弼”被调离苏区中央局

2014年04月14日08: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者按:近日,《党史文苑》发表文章《任弼时在江西的峥嵘岁月·湘赣篇》。文中记述任弼时被左倾错误指导者“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实际上是“打毛排弼”。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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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被调离苏区中央局。6月中旬,他到达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同年12月,接替蔡会文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他在从1933年6月到达湘赣苏区至1934年8月奉命撤离、先遣长征的14个月里,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面开展建设巩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为积极策应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相隔赣江,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西翼。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就在这一带首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套包括建党、党军、建政的正确经验,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31年7月派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去湘赣苏区工作时,任弼时曾代表中央局与他们谈话,交待政策。湘赣省在以王首道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分配土地,建立红八军,扩大地方武装,到1932年11月全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时,根据地扩大到11个县和1个中心县委,面积纵940多华里,横1070多华里,人口89万;全省有党员3万、团员2万多,武装力量13700多人,其中主力红八军辖3个师5000多人。

那么,任弼时为什么被调到这里工作呢?后来,他在延安整风时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4个月后发生的事。

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留在上海,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组织屡遭破坏,处境日益险恶,在上海难以立足,于1932年冬不得不分批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抵达瑞金。先是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约6月间改称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是博古。这样,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的副书记职务不再提起,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3月间要开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暂时还保留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行主席的职权;在前方另成立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军事行动完全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为了加紧推行进攻路线,中央局在2月8日下达的指示中,不顾客观的可能性,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在人口约1000万的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与此同时,采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手段,发动了一场波及全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罗明是闽粤赣省委(也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和正在养伤的罗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认为,毗连中央苏区的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漳州和龙岩的敌军,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省委接受了他的意见,特派罗明为全权代表深入闽西发动游击战争。博古等途经闽西时,得知了这个情况。

1933年1月21日,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他认为,在中心苏区和边远游击区扩红应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扩大主力为中心,后者应首先扩大地方武装,经过游击战的锻炼,再抽调到主力红军,但也不宜整团整连地收编成主力。不顾群众情绪“机械地规定”任务不好,“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应当说,罗明的建议是有益的。

当然,罗明的报告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有一些很不严肃的措词。比如他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很多领导者的不满,他们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2月15日,中央局做出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赤化汀、连、泉地区是对抗进攻路线、向后方“逃跑退却”,决定立即撤销罗明的职务,调回瑞金,轮番批斗。28日起,又派人出席省临时代表大会,批斗罗明三天三晚。

任弼时对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做法是不满的。他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临时中央来后,反罗明路线实质也就是反中央局,他们先是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我抗议后,改为说罗明是路线错误,福建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在任弼时的“抗议”下,中央局在《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行文上确实有所区别,决议写道:“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左倾错误指导者却认为,对罗明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地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

——中央局在指责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前4天,对湘赣省委也横加斥责,说他们最近一时期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满意”,书记王首道在肃反中“屡次表现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下令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的书记职务,任命从湘赣来中央汇报工作的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为省委书记。

——3月底,中央局又批判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5月6日,“左”倾错误指导者提出: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组织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结果,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接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在江西、福建、湘赣3块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

用任弼时的话说,上述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而就在此时,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出击敌人,是不是执行进攻路线呢?是的。但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进攻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这是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这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他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错误指导者所不容。

4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1943年11月21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发言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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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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