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被调离苏区中央局。6月中旬，他到达湖南和江西交界的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同年12月，接替蔡会文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省军区政治委员，他在从1933年6月到达湘赣苏区至1934年8月奉命撤离、先遣长征的14个月里，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全面开展建设巩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为积极策应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被左倾错误指导者“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实际上是“打毛排弼”
地处井冈山麓的湘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相隔赣江，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西翼。当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就在这一带首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套包括建党、党军、建政的正确经验，树立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31年7月派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等去湘赣苏区工作时，任弼时曾代表中央局与他们谈话，交待政策。湘赣省在以王首道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分配土地，建立红八军，扩大地方武装，到1932年11月全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时，根据地扩大到11个县和1个中心县委，面积纵940多华里，横1070多华里，人口89万；全省有党员3万、团员2万多，武装力量13700多人，其中主力红八军辖3个师5000多人。
那么，任弼时为什么被调到这里工作呢？后来，他在延安整风时说，自己是被博古、洛甫等“认为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工作不合手而派到湘赣工作的”，原因是“不拥博，不赞成（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以及《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的态度。”这是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苏区4个月后发生的事。
中共临时中央原来留在上海，由于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政策，组织屡遭破坏，处境日益险恶，在上海难以立足，于1932年冬不得不分批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抵达瑞金。先是将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合并，开始仍称苏区中央局，约6月间改称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是博古。这样，周恩来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任弼时的副书记职务不再提起，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3月间要开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暂时还保留任弼时的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5月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由项英代行主席的职权；在前方另成立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从此，军事行动完全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为了加紧推行进攻路线，中央局在2月8日下达的指示中，不顾客观的可能性，要求猛烈扩大红军，在人口约1000万的苏区和游击区内“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与此同时，采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手段，发动了一场波及全苏区的反“罗明路线”斗争。
罗明是闽粤赣省委（也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的毛泽东和正在养伤的罗明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认为，毗连中央苏区的闽西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漳州和龙岩的敌军，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反“围剿”。省委接受了他的意见，特派罗明为全权代表深入闽西发动游击战争。博古等途经闽西时，得知了这个情况。
1933年1月21日，罗明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意见》，建议迅速“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连成一片”。他认为，在中心苏区和边远游击区扩红应有不同的要求，前者以扩大主力为中心，后者应首先扩大地方武装，经过游击战的锻炼，再抽调到主力红军，但也不宜整团整连地收编成主力。不顾群众情绪“机械地规定”任务不好，“不估量地方武装的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应当说，罗明的建议是有益的。
当然，罗明的报告对群众的恐慌情绪看得过分严重，而且有一些很不严肃的措词。比如他说：“如果不抓紧我们最弱的一点，集中比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的情绪。”这就引起了很多领导者的不满，他们对罗明的意见书严加指责。2月15日，中央局做出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赤化汀、连、泉地区是对抗进攻路线、向后方“逃跑退却”，决定立即撤销罗明的职务，调回瑞金，轮番批斗。28日起，又派人出席省临时代表大会，批斗罗明三天三晚。
任弼时对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做法是不满的。他在六届七中全会的发言中这样说：“临时中央来后，反罗明路线实质也就是反中央局，他们先是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我抗议后，改为说罗明是路线错误，福建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在任弼时的“抗议”下，中央局在《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行文上确实有所区别，决议写道：“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
——而左倾错误指导者却认为，对罗明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彻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地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
——中央局在指责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前4天，对湘赣省委也横加斥责，说他们最近一时期的工作“完全令人不能满意”，书记王首道在肃反中“屡次表现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下令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的书记职务，任命从湘赣来中央汇报工作的总工会负责人刘士杰为省委书记。
——3月底，中央局又批判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5月6日，“左”倾错误指导者提出：要把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江西省党的每一组织要检查与中央路线是否“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凡被认为“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结果，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短短的两个月中，就接连撤掉了两名省委书记，在江西、福建、湘赣3块苏区内，对推行进攻路线不积极、不支持、不满意的干部一律加以打击。
用任弼时的话说，上述做法“是用以抬高中央之威风，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反毛斗争，打击拥毛的干部”。而就在此时，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提出要“纠正过去一些同志对进攻路线的错误解释”。他写道：“把进攻路线单纯看成是军事上的进攻，以为地方武装出击了，就是完满的执行了进攻路线。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出击敌人，是不是执行进攻路线呢？是的。但在军事上，有时在某一方面是要采取防御甚至暂时的退却，为着在主要方面去消灭敌人的。”“军事上的进攻，这是不是包括了进攻路线的全部呢？不是的。如果是这样来了解进攻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任弼时认为，在国内战争中，军事进攻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但为了保障战争胜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劳动法，转变苏维埃、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方式方法，做好扩红、肃反等工作，都是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最根本”的问题，不把这些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这是不能提高群众政治积极性，“工作不能完满完成的重要原因”，“这与命令主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他的文章并没有否定“进攻路线”，只是在“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上提出了批评，但这也为“左”倾错误指导者所不容。
4月间，中共中央局免去任弼时的组织部长职务，将他派往湘赣省任省委书记。1943年11月21日，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发言说：反罗明路线是反毛及老干部，“打毛排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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