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军
困难面前迎难而上，注重实际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事、政治、经济问题，全力建设巩固的根据地
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偕陈琮英离开瑞金，奔赴湘赣苏区，同行的有到瑞金来汇报工作的刘士杰和中革军委的工作人员江文。江文是刚从无线电训练班学习回总部的。任弼时此行，中央特配备无线电台一部，一路上江文就不断地发电报同湘赣省委保持联系。
任弼时一行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跋山涉水，沐雨栉风，出根据地，进入游击区，走了10多天，才到赣江边。这时，赣江江面辽阔，水流湍急，北自新干南至赣州沿江一带的县城全部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占据，他们江防严密，日夜派兵巡逻。任弼时等一面发电同省委联系，一面在江东隐蔽待渡。约莫等了两三天，在一个晚上，湘赣苏区红八军军长萧克和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委王震率部到赣江西岸万安县城以北10多里的潞田渡口，先清理了敌人的碉堡，然后举火为号同江东联络。任弼时等便趁夜黑坐小船横渡赣江，安然到达湘赣苏区。前来迎接的萧克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6月11日。
任弼时走马上任之时，面临着复杂、困难的局面。
第一，军事上继续遭受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根据地没有完全恢复。第四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8万多人包围进攻湘赣苏区。为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红八军奉命北上袁水地区牵制敌人，在根据地内主要靠地方武装应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东面的安福，西面的宁冈、莲花，南面的上犹、崇义，先后落入敌手。在任弼时到达前两个月，湘军王东原、陈光中部竟直插苏区占领省委所在地永新的禾川镇，直到红八军赶来后才被迫撤离。5月，红八军先后在九渡冲、棠市两战告捷，虽然扭转了局面，但原有的根据地还未能全部恢复。这也就是临时中央一再责备省委和省军区是“退却逃跑”，“处处是防御路线”，“没有最大限度的积极化”的原因。
第二，政治上肃反严重扩大化，人心不稳。1930年冬，“富田事变”以后，在湘赣苏区也大抓“AB团”。主持肃反工作的省总工会委员长刘士杰捉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把一批省委亲自培养提拔起来的当地干部也当做“AB团”分子抓了起来。国家保卫部还下令把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当做“AB团”分子逮捕。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和甘泗淇等一致认为袁德生是安源工人，是湘赣根据地的负责人之一，不同意逮捕，就派刘士杰到中央去汇报。博古等人听了刘士杰的口头汇报后，未经核查便责备省委对“反革命”容忍、姑息，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即宣布改组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撤销王首道、张启龙的职务，并指定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后因湘赣干部反对，刘士杰未到职，暂由陈洪时代理。5月，中央改派任弼时为书记。任弼时到湘赣时，袁德生被关在保卫局，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被宣布为“湘赣罗明路线”的代表，而在嫌疑犯的名单中甚至还包括王震、甘泗淇等人。一时间，省委和省苏维埃机关所在地永新城里人心惶惶。
第三，经济上极度困难，群众生活难以保障。由于受敌人长期封锁，群众连盐都吃不上。战士们一天8分钱的伙食费也没有保障，成天行军作战，烂脚的、患疟疾的很多，离队不归的战士全省达3000余人。
任弼时对刘士杰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后来他评价道：刘士杰“背的是工人金字招牌”，有些小聪明，是“中央很信任的一个人”，从瑞金回湘赣后，担任省委副书记，“神气十足，他想利用自己的地位打一些人”，“有钦差大臣的味道”。打击王首道与张启龙“夹杂有刘士杰的个人报复主义”。到湘赣不久，任弼时发现他“好吃懒做”，因和陈洪时有矛盾，就不择手段。在没有认清刘士杰的本质以前，任弼时在工作上对他是信任的，“但还未完全任其发展”。后来，刘士杰和陈洪时先后叛变，因此任弼时称他们是“投机分子”。对于在湘赣一年的政治路线，任弼时说：“那个时候并不知道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的”，虽然在执行中“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反抗过”，但是“也没有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完全纠正”。
6月中旬，任弼时出席省委原定的总结会议。他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中心任务首先是战争动员工作和扩大红军，要求8月份内主力扩大到7000人，7月中旬以前将各县的赤卫军、模范师按团营连编制完毕，“八一”以县为单位检阅。
对肃反工作，任弼时指出，“必须消灭一切群众中对肃反的恐怖观念”，健全各级保卫局组织，根据阶级路线“迅速解决已经逮捕的犯人”，抓紧结案工作。对查田运动，则提出要反对在农民中查五代阶级成分的错误做法，“注意对中农的巩固联盟”。还建立了裁判部，规定杀人要经过省委批准。
但是，刘士杰趁任弼时在前方部队的机会召开省委会，给王首道严重警告处分，开除张启龙的党籍，在报上点名称他们是“反革命”，接着召开群众公审大会，判处张启龙1年零2个月徒刑，关入保卫局。为此，甘泗淇赶到前方报告任弼时。任弼时赶回禾川镇，对刘说：“不管他们有多少错误，不能当反革命对待。”接着他亲自到保卫局，放出张启龙。
王首道受到打击后，下放到袁州、永新一带做基层工作，任弼时对他也十分关怀。王首道回忆道：“他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很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我被撤职以后，下放到北路分委（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患了疟疾，骨瘦如柴。弼时同志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帮助。……后来，我要求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同意。”
6月中旬，鉴于敌情严重，中革军委命令湘赣红军和湘鄂赣红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六军团，归红一方面军直接指挥，“在单一的战略意旨之下”，迅速地给河西的湘敌以打击，然后北上作战。6月18日，湘赣的红八军首先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萧克为师长，蔡会文为政委，李朴为政治部主任，辖3个团。
7月27日，任弼时向中央报告反“围剿”的准备情况：省委决定红十七师准备与湘鄂赣的红十八师会合，前出到萍乡、莲花、攸县、醴陵之间调动敌人决战；组建少共国际团和两个工人营，加入主力红军；在整顿扩大独立团营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师，以便红十七师北上后在根据地内作战；发行公债20万元，并准备召开全省区以上的土地部长会议，抓紧在新区分配土地，老区纠正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甚至贫农利益的错误；开办党校，训练新干部，筹备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会；等等。随后，省委在全省群众中进行战争动员。
党代会前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省委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在查田运动方面，重申要“依靠雇农贫农巩固与中农的亲密的联盟，加强雇农及农村工人在查田运动中的领导”，对以前的一些错误做法“应当立即纠正”。在经济建设方面，决定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对内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运动。在肃反斗争方面，强调在反“围剿”战争紧张的环境中，“应防止一切对肃反工作中的消极与优容姑息和一切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同时要反对一切夸大反革命力量和重复过去肃反工作中的盲动的错误”。省委还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强调要为“发展一倍新党员而斗争”，要求边区和新区更应扩大党的队伍，克服关门主义；在执行党的纪律时要纠正不重视教育而“一批一批撤销”的打击政策，“彻底铲除”对犯错误的党员采取监视、罚做苦工、坐禁闭等“惩办与非党纪律”的办法。
11月21日，任弼时主持召开全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任弼时主持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分析了形势，系统地提出了军事斗争、经济斗争、肃反和党的建设等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会上，任弼时、刘士杰、张子意、尹仁桂、谭余保、陈洪时、邹德虎、旷进媛、曾竹山当选省委常委，任弼时为书记，刘士杰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子意为宣传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长。
王震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说，任弼时“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否则，“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左”倾错误路线指导者却对湘赣新省委工作非常不满意。1934年1月3日，中央局给省委的《指示信》中指责大会“没有能够正确的完成它的任务”，以任弼时为主任的“政治决议起草委员会和大会的政治讨论”是“敷衍”的，大会决议案是“空洞肤浅的老套和洋八股”，应当“立刻抛弃”；责令“省委本身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作出“新的个别工作的决议”。《指示信》虽然没有直接点任弼时的名，但是一再责令“把这个指示信公开发表”，实质是要在全省范围公开批评以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
为什么中共中央局对湘赣新省委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呢？其原因正如《指示信》所称“在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一是大会只是“对付王首道、甘泗淇那几只‘死老虎’”，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党大会写决议”；二是在军事上没有反对中央局早已指出的“和平保守的机会主义”，没有把以“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党特别在武装部队开展起来”，“相反的却继续和掩盖了这一错误”。由此“证明”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党的领导机关存在着“保守主义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指示信》咄咄逼人地声称：要“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
这时，任弼时在政治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中央局指责中提到的事实并非都是无中生有。任弼时对王首道、张启龙的保护是确实的。被称为“死老虎”的甘泗淇，在撤销军区政治委员职务后，仍担任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第三次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又任经济建设委员会和日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就是在收到中央《指示信》后，当红十八师政委王震出席瑞金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任弼时仍致电朱德，以甘为代政委。
至于蔡会文，尽管中革军委指责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不执行军委给予的战斗任务”，但任弼时到湘赣后，蔡会文继续担任湘赣省军区的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后又任新成立的红十七师政委。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仗没有打好，蔡会文建议“不应与强敌死抗”，被中革军委批评为严重右倾。中革军委还来电要求省委加强领导，由任弼时替代蔡会文任省军区政治委员。任弼时复电说：“因军区事务繁多，省委工作亦很多，我近来体质更弱，在身体上很难兼顾，我意会文在前方时，仍由洪时代理政委。”党代会后不久，蔡会文因不满军委的批评，于12月10日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请求调回军委“另分配”。这是他第三次请求调动工作。这样，军区政委才由任弼时接任。任弼时后来说，“我对他的结论并没提及他是罗明路线，如他在中央苏区，就恐怕要和萧劲光差不多”。
任弼时因不满意“左”倾指导者的打击政策，因而对受临时中央打击的同志采取宽容态度，处理时慎之又慎，这一切或见于文电，或形成决议，丝毫没有“两面派和调和主义”，相反，是光明磊落地对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抵制。尽管“左”倾指导者一再给任弼时以打击，但在湘赣的广大干部中，他始终被认为是党政军有威信的领导核心。王震称他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恩茂则说，任弼时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任弼时在1944年10月26日于陕北召开的湘赣工作座谈会上说：“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认为应否定那时候中央对旧省委（指王首道为书记的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就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区域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得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作为湘赣后期的省委书记，任弼时不推诿自己的领导责任。他自我批评道：“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34年1月中旬，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会后在军事上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进而转向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坚持发展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重申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不过是一部分以前国民党的领袖及政客们的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任凭蒋介石派重兵“讨伐”，其结果是“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任弼时没有出席五中全会，但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将“讨伐”福建人民政府的兵力调回江西，集中力量围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于是命令湘赣的红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向南浔路永修一带，破坏南昌至九江的铁路交通大动脉，钳制国民党军。1月26日，红十七师北上，留在湘赣的红军主力实际只有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和茶陵独立团（后编为红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湘军便乘机攻占湘赣苏区的西大门梅花山，向省委所在地永新推进。
3月底，任弼时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六军团的行动方针。出席二苏大会的王震传达大会情况和毛泽东的意见。尽管中革军委负责人当面交代，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术，毛泽东却对王震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毛告诫道：不能那么打，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讨论过程中，陈洪时主张按中革军委指示，短促突击，强攻永新。少数同志鉴于红十七师劳师远征刚回来，主张避战休整。多数同志认为，占领永新之敌，为了打通永新至莲花、永新至安福的交通线，可能有长距离的运动，容易暴露弱点，为我军打运动战创造条件。任弼时权衡利弊，支持多数人意见，他说服主张避战休息的同志，批评了强攻永新的错误主张，决定按毛泽东的意见，发扬红军之所长，伺机在运动中歼敌。
临战之前，任弼时重视敌情侦察，重视电台工作。到湘赣后，他曾交代电台的政委江文，注意研究破译敌方的密码。他经常和电台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破译密码的规律。对敌军中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他都要亲自和他们谈话，晓以大义，动员他们在红军中服务，让他们一起参加破译敌方的密码。这样，湘赣红军渐渐地掌握了一套破译的技术。为寻找打运动中之敌的机会，电台提供了重要的情报。
一天，电台破译了湘军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和军长刘建绪的来往电报。王东原发报：东原所部疲惫已极，建制残缺不全，需要整编。刘建绪电复：令彭位仁带一师人枪由茶陵去永新接王东原防务，王东原部最近返回茶陵。4月4日，永新地下党也派人送来情报，说王正在筹粮抓夫，准备5日出动，途经沙市。来自不同渠道的情报对上了号，任弼时立即请萧克作出兵力部署。
4月5日上午10时，王东原部成一路纵队进入“口袋”，前卫到达沙市东面时，红军全面出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到下午1时许，全歼王东原部第四十三旅，活捉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俘1000余人，缴步枪2000余支。这是赣江以西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胜利。4月中旬，又在安福、莲花间打垮了湘军第六十二师，湘赣苏区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但这并不能改变整个战场的危机，形势仍很严峻。
这时，中央苏区战情告急。4月下半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国民党军分六路实行全面的堡垒推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命令红军“全线抵御”“短促突击”，指示红六军团采取同样的方针，以阵地防御战来保卫永新平坝子，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在这个错误方针指导下，7月，金华山、松山防御战先后失利，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省委和后方机关转移到牛田地区，红六军团被8个师的敌人压迫在牛田和津洞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红六军团已处敌严密包围中，西面是高山，不能发展和运动队伍，东面、北面，敌军筑碉推进，很难突破，如向东南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出路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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