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形勢越來越好。1957年是新中國誕生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后來的“右派”頭面人物之一的章乃器曾動情地說道：“今天社會主義事業已經如此輝煌。”為了更好更快地建設社會主義，1957年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旨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環節之一是各界人士向中共提意見和建議的“鳴”“放”。
后面發生的事情卻是始料未及的。民主黨派和知識界原本並沒有多少人對大鳴大放感興趣，但在諸多積極分子的鼓動下，就加入了大鳴大放的隊伍，而且很快出現了不少過於激烈偏頗的言論，由點名批評共產黨、毛澤東發展到要求輪流坐庄、共產黨下台、政黨輪替等等。這時有些學校、工廠和社會上發生群體事件，特別是有的大學聲稱驅逐校黨委等，似乎在與其相呼應，一度使人們產生了“黑雲壓城”的錯覺。至於以后事情的發展，就不在這裡贅述了。
梁漱溟是怎樣看待整風的？
1980年以后，人們對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的評價呈現了多元化的狀況。有的人認為，在這場斗爭中的右派分子不過是響應中共的號召，給中共提提意見而已。比如右派分子的頭面人物之一的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一書中就寫道：“無論是儲安平，還是父親，都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誠意，深信不疑。建國七年，他們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也看到了一些失誤。所以，毛澤東登高一呼，他們立即響應，打心眼裡覺得要好好地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好好地幫助中共整風。”
如果事情確實如章詒和所言，章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等人，都認可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而決心“好好地幫助中共整風”，反右派斗爭就不可能發生，即使發生也不會造成后面嚴重擴大化的不幸后果。因此，如果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就完全可以肯定，在當年的右派分子中，確實有一部分是意圖借機實現他們的政治欲望的。對於這一點，我國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動家梁漱溟當時就洞悉到了這一點。這種洞悉是他與后來的兩位右派頭面人物章伯鈞和羅隆基在長期共事和交往中認識到的。
梁漱溟曾於1953年9月與毛澤東發生公開頂撞。在其后的幾年裡，他一方面閉門思過，認真讀書，一方面也看到了“中共執政的累累碩果”而從心底感到欣慰，真正感到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之得法，中國老百姓潛在多年的力量終於發揮出來了。1957年反右斗爭開始后，梁漱溟並沒有太在意，因而也沒有主動發表什麼意見。有人以為他是被1953年的事情嚇破了膽，不敢說話了。當這類閑言碎語傳到他的耳朵裡時，他只是搖搖頭，一笑置之。為什麼他會持這樣的態度，這與他從少年時代起就憧憬的“強國夢”是分不開的。他認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可以使他的夢想變成現實，中國最缺的並不是什麼多黨制、三權分立等，最需要的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一口氣不折騰地搞上幾十年的經濟建設。因此，當有報刊雜志的記者請他發表看法時，他都謝絕了。但還是經不住一位《文匯報》記者的再三堅持，接受了採訪。這不僅是他在此期間接受的唯一一次採訪，而且他的談話內容也顯得比較特別。當那位記者問他為什麼不願意為國是發表意見時，他回答：“我只是沒有什麼真知灼見可說，該說的還是要說。”接著，他告訴記者自己年年外出視察都有報告上交。他也談到了“以黨代政”“勞動教養”等問題。但談到整風時話多了，他說：“我實在感到毛澤東主席好，他英明、大膽，能夠不放過任何時機，爭取了主動。他造福了我們的國家，避免了人民的損失……我，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說到這裡，他聲音顫抖，眼圈發紅，潸然淚下。他又特地強調，“通過整風，我們希望黨政之間的關系能有所調整，但是絕不想削弱黨的領導，如果經過整風削弱了黨的領導，那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因此，領導黨的言論開放徹底，要盡量地放開﹔而說話的人必須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實事求是，不要把許多問題過於夸張，不要把枝枝節節的問題也兜上來，那樣就不大好，如果再帶點發泄情緒就更沒味道了。”（見《批判文匯報的參考資料》第三輯，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1957）因此，當他后來發現絕大部分的“鳴放”意見都是批評黨的作風和政府弊病時，特別還有要民主、要自由什麼的，就對“鳴放”失去了興趣。隨著不少“鳴放”的言論日趨激烈，他更是決定一言不發了。不過他對某些人那種沖撞政治底線的言論，還是心明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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