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凌
三、新中國第一代主要領導集體對新中國對外貿易的戰略思考和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審時度勢,積極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經濟交往。為了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粉碎帝國主義對我國封鎖、禁運和遏制的陰謀,毛澤東積極發展同外國的經濟交流與合作。
1949年底,毛澤東訪蘇,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協定》、《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以及由蘇聯幫助中同建立與改造50個企業的協定,從蘇聯得到1億美元的貸款,從此揭開了新中國對外經濟交流實踐的新篇章。50年代,總共從蘇聯獲得14.27億美元的貸款,並用這些貸款主要從蘇聯引進了156項成套設備,促進了新中國發展現代化工業建設。這一時期,蘇聯還在技術上給予我國全面幫助,一五計劃期間,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專家和顧問多達400人。此外,他也十分重視發展與東歐國家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毛澤東為我國開展對外貿易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周恩來的對外貿易思考,在新中國開展對外貿易過程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建國后,周恩來提出,“我們要多想辦法,採取積極措施努力發展對外貿易”、“以利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他立足於中國的基本國情,明確指出,中國經濟技術落后,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同世各國“發展和擴大經濟、技術、文化的交流”[ 參見《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頁。]。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採取敵視態,在經濟上實行禁運政策,在政治上實行不承認政策,在軍事上實行干預政策。對此,針對中國在國際中的嚴峻形勢,周恩來公開宣布“我們願意同一切願意維持和平關系的國家恢復和建立貿易關系,發展和平經濟,凡是願意和我們在平等互利的條件下發展貿易關系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會予以歧視的。”周恩來的講話在國際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對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工作的開展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也表明周恩來對發展對外貿易工作的迫切心情和對開展對外貿易工作的重視。
在周恩來看來,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實現了經濟上的獨立,但是我國在經濟、文化上仍然很落后,又是面積大人口多的大國。正是基於對中國國情的正確清醒的認識,周恩來反復闡明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實行對外貿易,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強調:“經濟文化落后的現象,我們要承認。如工業就比英國落后,文化雖然源遠流長,光輝燦爛,但從近代水平來看我們是落后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水平都很低,從質和量看都是如此。”“同工業發達的國家比,我們的機械化水平距現代化很遠”,中國在經濟上要比西方國家落后至少一百年。[《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頁。]中國經濟技術落后,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同外國互通有無,進行貿易的來往以及技術的合作,不能採取閉關自守的排外政策。
平等互惠原則,始終是周恩來處理同世界各國關系(包括貿易關系)的指導思想。周恩來多次指出,發展多國對外貿易經濟關系,從來不是單方面的,而是互助互利的。周恩來還把對外貿易擴展到與各國的經濟合作領域,但這種經濟合作的基礎也必須是平等互惠的。周恩來指出,我們亞非國家需要在經濟上和文化上合作,我們亞非國家之間的合作應該以平等互利為基礎,而不應該附有任何特權條件。周恩來根據以往外交經驗和對國際情勢的科學判斷,創造性地提出了同外國開展經濟合作的戰列思想,對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貿易著指導性的意義。
周恩來對世界形勢進行了科學判斷,他站在世界科學技術進步的高度指出,中國經濟技術達到現代化的水平,需要進行國際間的合作,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現代科學技術正在一日千裡地突飛猛進,中國要建設社會主義,科學是決定性的因素,中國要發展對外經濟交往,吸收他國的先進成果。他認為,“掌握了最先進的科學,我們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才能有強大的力量”,才能“使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經濟的前列。[《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6頁。]
劉少奇在指導城市接管與建設工作中,把對外貿易作為新中國參與世界性社會再生產的交換方式,充分重視其在發展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地位,為新中國進一步開展對外貿易工作作出開創性的貢獻。他認為,對外貿易對於國計民生影響很大,甚至會起決定的影響。它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周轉經濟。不好就會不利於生產,經濟也不得周轉。我們必須切實地組織好對外貿易,這是至關重要的工作,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之一。為了組織好對外貿易,國家要管制對外貿易,對它加以統制。過去因受帝國主義侵略不能統制,今天必須統制。他深刻地闡明了在當時國際情勢下,我國開展對外貿易的迫切性和採取國家管制對外貿易的必要性,
為此,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天十對外貿易的決定》以及《中共中央關於對外貿易方針的指示》。這兩個文件系統闡述了國家管制對外貿易的原則與政策,明確提出了新中國將實行以蘇聯、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為重點、兼顧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貿易基本方針。這兩個文件是指導新中國對外貿易工作的歷史性文件,是日后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法規的基本准則。
劉少奇認為,實行國家管制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有相應的組織機構和規章制度予以保障。新中國成立以后,要全面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構,進一步完善規章制度。此外,他還指出,國家統制對外貿易是必要的,但是“不要統制太嚴,統制死了,不要因統制而妨害正當的進出口貿易。”[ 《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頁。]他強調,要做好新中國的對外貿易工作,必須處理好公私關系、城鄉關系和內外關系。堅持統中有活的對外貿易指導方針,正確處理好公私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 目的是使對外貿易工作更好地為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服務。建國初期,住這個方針的指導下,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照顧各方面關系的對外貿易政策,較好地調動了公私、城鄉、內外各個方面參加新中國對外貿易的積極性。實踐証明,統中有活的對外貿易方針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繁榮與發展過程中要的推動作用。
四、新中國開展對外貿易的基本經驗和啟示
新中國建立初期,在一段時期內,由於收到“左”的思想影響,新中國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表現閉關自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新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有深刻的教訓。比如否定客觀存在的國際分工,否定隨著國際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各國間的越來越緊密的經濟聯系,否定我國參與國際分工從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等,使我國失去了許多寶貴時間和機會利用各種國際因素來發展過敏經濟,從而是我國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與國外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產品競爭能力越來越差,使我國失去了許多國外市場。
我國以往的外貿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不能根據國內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而進行變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我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開展。這種國家統制的對外貿易體制的弊病主要表現為,統得過死、不夠靈活、政企不分。這種體制在當時對於促進外貿事業的發展曾起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已經逐漸不能適應新的形勢,最后導致在對外貿易方面產生各種負面的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為我國在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條件下,大力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提供了可能性和現實條件。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要吸取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經濟、科學、技術之長,補己之短。黨的十二大中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要充分發揮國內國外兩種力量的作用,要利用外兩種資源,打開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學會組織國內建設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的兩套本領,這是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趨勢和我國發展的長期正確的戰略方針,也是我國今后開展對外貿易的必然方向。
(原載《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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