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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晉:關於任弼時研究的三點想法

——在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 1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的總結

2014年05月04日09:53   來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二、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要把他的思想理論放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從實踐和理論上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來展開。

  任弼時同志三十年的革命生涯,是同中國共產黨艱辛探索革命道路,在理論和實踐上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他在黨內較早提出,“必須按中國實際情形去解釋我們的理論”,意思很明顯,不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框套中國革命實際,而是反過來,用中國革命實際來說明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當如何運用和發展。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思想方法,任弼時的實踐和理論探索,融入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飛躍的成果——毛澤東思想之中。

  眾所周知的是,在大革命瀕臨失敗的緊急關頭,他三次代表團中央向黨中央呈送《政治意見書》,要求武裝工農,實行土地革命。對任弼時來說,這是他參與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很高的一個起點。他先后他擔任過中央專門部門(青年團)、戰略區域(湘贛蘇區)和戰略部隊(紅二方面軍)的主要領導,抗戰初期又成為八路軍總部領導,這樣的歷煉,使他在宏觀上進行決策時,能夠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我個人認為,這段時期是任弼時的革命經驗、政治智慧和政策水平走向成熟的關鍵時期。這就可以解釋,他1938年出使共產國際,為什麼能夠那樣正確有力地解釋黨的政策。

  本次研討會,有幾篇論文談到任弼時受命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不辱使命的情況。他向共產國際作了兩次正式報告,並提交中國代表團聲明,說明中國抗日戰爭的情況,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對中共的理解和支持﹔他還參加共產國際“中國問題研究小組”的討論,使共產國際了解和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他還組織力量翻譯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作的《論新階段》的重要報告,體現了在理論政策上的敏銳性。應該說,任弼時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與他在國內經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艱苦實踐,擁有比較高的理論政策水平,是分不開的。

  1940年任弼時回到延安后,他開始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反映出來的理論水平,是很重要的標志。在9月12日會上,他發言說,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是用辯証唯物主義來解決工作問題的”,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因而,黨的主張“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如新民主主義、三三制政權、統一戰線中一打一拉的策略等,都是馬克思主義主義的創造”。這樣的認識,表明任弼時是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眼光來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的。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對黨的高級干部如何開展整風,如何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分歧,如何在毛澤東的思想主張上實現黨的團結,都是很不錯的引導。

  也正是從那時起,任弼時參與了黨的許多重要方針政策的制定和組織實施,他領導西北中央局工作,指導了陝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他參與組織和領導全黨的整風運動,努力於黨的各方面建設,他負責黨的七大籌備工作,參與起草、修改《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為全黨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實現空前團結,作出了重大貢獻。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指揮西北和全國戰場,並以敏銳的眼光及時發現和糾正了部分地區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錯誤偏向,他所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經中央批准印發全黨,成為黨指導土地改革運動的重要文件,保証了土地改革的健康進行。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任弼時同志指出,全黨的工作中心由鄉村轉到城市是一個“帶歷史性的問題”,工業化將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質的問題”。

  歷數上面這些情況,是要說明,稱任弼時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實踐和理論上的依據的。我們這次研討會的許多論文,便根據有關材料,就這個問題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

  比如,談到任弼時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和組織建設,黨建思想極富特色,包括:以黨組織的布爾什維克化,建設一個有戰斗力的黨﹔以支部的健全、健強,鞏固黨的組織基礎,落實黨的各項決議﹔以實行並擴大黨內民主,開展自我批評,調動黨內黨外積極性,轉變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以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系,造成黨的偉大力量,培養新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等等。有同志還論述了任弼時對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的獨特貢獻的問題,研究任弼時的群眾路線思想的論文也有好幾篇。

  關於任弼時的軍隊建設思想,有同志提出,任弼時較早地認識到軍隊聽黨指揮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首要的政治紀律貫徹在革命戰爭的各個階段。其軍隊思想政治建設的特點是注重從戰略全局上籌劃軍隊思想政治建設﹔圍繞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建設﹔著力在科學求解矛盾中推動軍隊思想政治建設。

  關於任弼時同志的經濟思想,有同志還研究了他有關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研究他關於在土地改革中“保護中農”的主張,研究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有關新中國發展方向和道路的基本構想等等。

  相對而言,以上這些涉及任弼時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系的研究,此前學術界注意得不夠。這次研討會開了個好頭。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2月在中央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的講話中指出:“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是90多年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堅持不懈的理論創造。”通過研究任弼時的生平思想,深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研究,是一個很大的學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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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湘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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