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關於任弼時研究的三點想法

　　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聯合舉辦的紀念任弼時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是經中央批准的紀念任弼時誕辰 110周年系列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會議共收到來自20個省市自治區專家學者的論文70余篇，入選53篇。部分作者和特邀專家作了大會發言。大家研討的內容，涉及任弼時生平業績、思想理論、精神風范各個方面，比較集中地展示了近年來學術界關於任弼時研究的新成果。

　　在今天的形勢下，如何深化研究和宣傳黨的領袖人物，一般來說，要注意抓住主線，站位高一些。即使是微觀的選題，站位高了，影響也會不小。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也應如此。對此，我結合這次研討會的有關論文，談三點想法。

　　一、深化任弼時的研究宣傳，要把他的生平業績放到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群像”中來展開。

　　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是黨的七大選舉出的五大書記之一。五大書記逝世后，黨對他們的評價，一般都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以及黨和軍隊的卓越領導人這樣一些基本定位。唯獨對任弼時，有一個“組織家”的稱謂。這個概念值得重視，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任弼時在黨內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影響。1940年從蘇聯回國后，他便協助毛澤東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擔任過中共中央秘書長，先后成為三位書記處書記之一和五位書記處書記之一，參與籌備黨的七大，對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式形成是有貢獻的。

　　由於任弼時同志逝世較早，此前學術界對他的研究宣傳，放到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群像中來展開的還不多，而這恰恰是全面科學地認識任弼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歷史地位，一個不可或缺的很有說服力的角度。這次學術研討會，出現了從這個角度開展研究的一些好的成果。

　　比如，有同志從140萬字的新編本《朱德年譜》中，發掘有關任弼時的記載，提出在甘孜會師前，他就對張國燾分化拉攏紅二、六軍團等錯誤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甘孜會議上，他又對張國燾擅自南下、另立中央等錯誤進行了中肯的、有分寸的說理斗爭，指出目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北上與中央會合﹔北上途中，任弼時分別找紅四方面軍的高層干部一一進行推心置腹的談話，從黨性原則和遵守紀律的角度重點澄清“中央丟下四方面軍不管了”等模糊認識。根據史料疏理這個過程，就對任弼時在長征途中為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作出的貢獻，有了新的認識，說明他當時作為紅二方面軍最高政治領導人，站位很高，具有處理全黨大局中復雜難題的自覺性和能力。

　　又比如，有同志把《任弼時年譜》、《任弼時選集》和《毛澤東年譜》、《陳雲年譜》結合起來研究，對1944年任弼時在陝甘寧邊區財經工作的演講做了橫向比較。提出，毛澤東1942年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上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指明了邊區財經工作發展的正確方向﹔兩年后，任弼時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干會上的邊區財經工作的演講，針對邊區財經工作在落實毛澤東報告精神的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金融、貿易、財政工作中的弱點，提出了進一步落實毛澤東財經工作思想的基本方針﹔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陳雲，在領導財經工作的實踐中，又創造性地落實並豐富了任弼時提出的財經工作方針，開拓了邊區財經工作的新局面。這樣的梳理，就講清了一項政策是如何提出和落實的歷史脈絡，讓人耳目一新，反映了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一些重大決策上集體貢獻。

　　我們知道，解放戰爭時期，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即領導人民以戰爭的形式推翻舊制度，同時又肩負著建立新政權的歷史重任。在這個重大歷史轉變時期，處於中央決策層的任弼時的政策思想有什麼特點呢？有同志提出這樣一個判斷：他協助毛澤東分擔著由戰事勝利推進而產生亟待解決的種種政策的制定問題，諸如土地改革問題，部隊進入外線作戰后的后勤供給問題，解放了城市產業發展問題，等等。還有同志從研究俄羅斯檔案入手，對1949年初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與米高揚的會談情況進行了探討，深入研究了任弼時參加會談的次數、內容、結果，從而清晰地勾勒出在那緊張的七天裡，黨的領導集體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方針的醞釀過程。這樣的研究，也讓人體會到任弼時在七大以后發揮的作用，是比較突出的。

　　總的來說，研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既需要著眼於個體，也需要著眼於群體，這兩個角度互為補充和深化，由此說明，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個領袖集體，這個領袖集體到底有著什麼樣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他們的共性和個性是怎樣體現出來的。在一個成熟的領導集體中，核心人物和重要成員之間，在決策上總是互為補充和啟發的。在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既可以增進我們對毛澤東作為領袖群體的核心領導的認識，也可以增進我們對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論斷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