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女子大學的地下黨

三

1948年5月21日晚，中共南京地下黨領導南京各大專院校學生在中央大學組織了紀念“五二○”周年晚會。國民黨特務在會場上搗亂，散會后還抓了金女大和中央大學的學生，激起了學生們的公憤。大家紛紛罷課，游行示威，包圍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青年部，以抗議國民黨特務的暴行。示威學生高喊抗議國民黨的口號，高唱“團結就是力量……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22日，金女大的部分學生第一次走出校門參加了游行示威。迫於壓力，國民黨特務機關釋放了被捕學生。

1948年秋冬，由於國民黨對進步學生進行大逮捕，形勢惡化，組織上決定將暴露的黨員和積極分子陸續撤退到蘇北或皖北解放區。王端一和洪范參加的公開活動比較多，所以組織決定讓她們首批撤退。當時徐麗麗（徐悲鴻之女，后改名徐靜斐）追求進步，要求靠攏組織。1948年底，她母親蔣碧薇要帶她到台灣去，飛機票都買好了。徐麗麗卻向曹琬表示非常想離開這個家庭。曹琬立即將此情況向組織匯報，決定幫助她撤退到解放區。其時，徐麗麗已隨母親到了上海，但還同曹琬保持聯系。這時洪范也被父母帶到上海准備南遷。在王端一撤退前夕，李振坤、吳文安去上海分別通知徐麗麗、洪范秘密回到南京。徐麗麗由曹琬掩護，洪范住在李植澄家。走的那一天，曹琬護送徐麗麗坐三輪車到中華門火車站，與王端一、洪范會合后坐火車去蕪湖。當時統一口徑，如果有人盤問，就說到曹琬外婆家去玩。她們還約定，必須見到王端一手上拿一張報紙，才可以上車。她們三人平安地撤退到了解放區。王端一走后，組織上決定由曹接替她的工作，擔任黨支部宣傳委員和學生會學習部長。

經過黨支部的努力，至解放前夕金女大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學留在學校迎接解放。

四

1949年4月1日，南京爆發了“四一”運動，學生們喊出了“立即釋放被捕同學”“反內戰，要和平，爭民主”的口號。金女大學生繼1948年“五二○”周年紀念后，又一次走向街頭，投身學生運動。“四一”運動開始后，王粹珍傳達上級黨組織的意見，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希望學生最好在校內活動。但以李振坤為首的一批積極分子情緒激昂，決心走出學校。組織上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並指示黨員要積極引導，所以黨員后來都參加了，而且走在隊伍的前面。同學們一路上高喊口號，不斷向群眾開展宣傳，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游行隊伍回到學校后，同學們躺在草坪上，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突然，金陵大學的同學傳來劇專、中大有同學被打死、打傷的消息。曹琬趕快去找王粹珍，把這個消息傳達給參加游行的同學，讓大家注意。同學們很快就組織了慰問隊，到鼓樓醫院和中大醫院慰問。

隨著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學校面臨著留與遷的選擇，校長吳貽芳最后頂住了蔣介石、宋美齡的壓力留了下來，當時去台灣的機票都送給她了。這除了她本人的明智選擇外，也與一些進步教師的影響以及他們所做的工作分不開，如中文系的陳中凡、吳組緗、劉開榮，數學系的李緒文，歷史系的王拭，地理系的劉恩蘭，外語系的潘曜泉等。他們和支部的黨員都有比較好的師生情誼。曹琬參加社會活動缺了很多課，陳中凡老師常常給她單獨補課﹔支部書記王粹珍因工作之需，經常曠課，按規定學校要給她除名，通過這些老師做工作，吳貽芳校長收回了成命。

4月22日，即南京解放的前一天，上級黨組織通知支部准備迎接解放軍入城。為了這一天的到來，她們早就做了准備，如學扭秧歌、學打腰鼓、編唱快板等。這一夜，十幾位同學聚集在劉開榮老師家，寫標語、做紅旗。后來，她們又集中到南山宿舍，談笑風生，一夜無眠。快天亮時，她們看到了信號彈，那種激動的心情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同學們一早提著糨糊桶，帶著標語，扭著秧歌，呼著口號，一路奔到挹江門，迎面遇上了進城的解放軍，許多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

南京解放后的一段時期，教會學校沒有被政府接管，黨組織還是在秘密狀態下開展工作。當時直接領導金女大黨支部的是徐敏(江渭清夫人)，開會經常都是到她家裡去。1949年暑期后，吳文安和李植澄調團市委工作﹔段玫、何乾三、何靄兮等先后離校、參軍﹔曾曼西去了北京﹔王粹珍、白秀珍和曹琬留在了學校。不久，王粹珍調到北京團中央，白秀珍去金女大附中任教，黨的力量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上級領導及時作出籌建團支部的決定，曹琬擔任了金女大第一屆團支部書記。在斗爭中涌現的一大批積極分子被吸收入團，這以后許多任務主要依靠團組織來開展。在參軍參干、抗美援朝、反侮辱、反誹謗等活動中，廣大團員發揮了骨干作用。

五

1950年11月，金女大社會系教授費睿思(美國人)，在批改醫預科一年級學生李芸本的英文作業時，為美國侵略朝鮮辯解。李振坤就此事致信學校學生會，曹琬立即將此情況向學區黨委和大專分團委作了匯報。不久，在曹琬去參加南京市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期間，市委決定把她抽回學校開展運動。因為金女大黨支部是學生支部，對校方和老師無法直接開展工作，就由市委派出的工作組駐校直接與校方接觸，並統一協調行動。爭取吳貽芳校長的工作則是由學區黨委楊致平親自負責的。

抗美援朝運動開展起來以后，全國各階層人民多數對美國侵略者同仇敵愾，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存在著親美、崇美、恐美思想，這在長期受美國教會資助的教會學校中表現尤為突出。為了推動這場斗爭，金女大組織了控訴團，在全市召開了多場控訴大會，李振坤等人還去外地進行控訴。同學們聲淚俱下的控訴，激發了大家對美帝侵略罪行的痛恨和高漲的愛國熱情。《人民日報》社論對此事也作了報道：“以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為前導，開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誹謗運動，控訴了美帝國主義的罪惡，批判了親美、崇美、恐美的錯誤思想，提高了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

在此運動的基礎上，金女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捐獻活動，很多同學把珠寶、黃金首飾捐出來，把家裡的金條、銀圓捐出來，場景十分感人。

1951年3月，曹琬任專職黨支部書記，不久金女大與金大合並。同年8月底，曹琬奉調到南京市委組織部工作，離開了金女大，結束了她的學生歲月。

在參與地下黨工作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充滿著危險，但這些並沒有阻礙金女大的同學們對黨的工作的熱情。正如當年的地下黨員魯潔在回憶這一段崢嶸歲月時所言，書本和生活賦予她的理性，使她“具有一種膽識，毅然拋棄家庭與學校為我們所安排的安逸平坦的道路，而行進於布滿荊棘的途徑”，使她“有勇氣舍棄自己既得的一切，包括寶貴的生命與安全，准備為大眾的幸福而奉獻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