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煥琦
一
抗戰爆發后，金陵女子大學（簡稱“金女大”）由南京遷至成都辦學。金女大在成都辦學期間，就曾有學生參與地下黨的工作。1945年春，成都十幾所大學的愛國師生在中共領導下掀起了反蔣的民主運動。來自四川廣安的社會系學生張尚瓊由從延安來成都的共產黨員黃立群（徐特立的外孫女）推薦，加入了地下黨領導的革命群眾外圍組織朝明學識研究社（朝明社），成為該社的一名積極分子，從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張尚瓊回憶說：“記得一個下午，一位在成都《文匯報》《華西晚報》工作的陳子濤同志，經我表兄張永烈（中共黨員）介紹，給我送來一卷包扎好的《新華日報》及其他有關反蔣的材料，並囑我注意保密，不要遺失，還要盡可能地秘密張貼出去，向公眾進行反蔣的宣傳教育。正當我把那卷東西放進我的內衣裡時，忽然發覺離我們約百米遠的兩個歪戴帽子的可疑分子向我們走來。我趕緊拿起手中的一本美國畫報翻閱，並把畫報上的英語讀了幾句給陳子濤聽。而陳似乎來不及聽我說什麼，卻閃電似的一下子彎下腰來把我緊緊抱住，並親了我的臉。由於我在此以前從未經受過這樣男女親昵的場面，同時又感到突然，所以很反感，當即不愉快地給他打去一記耳光。可他不但不生氣，仍舊抱著我不放。我使勁要推開他時，隱隱約約地聽到有人在我們背后說：‘走，走，光天化日下，在談戀愛嘛！……’陳子濤當即轉身向后一望，立刻放開了我，笑著對我說：‘好了，警報解除了。’他又輕聲細語地對我說：‘在對敵斗爭中的危急時刻，我們可以採取迷糊白狗子的特別措施，是有用的。否則今天我們就會被抓進監牢裡去了。’我聽了這些話后，聯想到他對我做出的一時我不理解的突發行動，明白了他原來是一個機警、老練、靈活、勇敢、沉著的革命工作者，一個優秀的可敬可愛的共產黨員！”
抗戰勝利結束不久，張尚瓊就隨學校回到南京，繼續進行反蔣活動。
二
抗戰勝利后，金女大從成都遷回南京時還沒有黨員，直到1947年吳文安從上海進入金女大，才有了第一個黨員。吳文安居住過的泰州，曾是新四軍的根據地。已經參加地下黨的姑姑常常給她講革命故事，介紹進步書籍。抗戰勝利后，吳文安回到上海就讀於省吾中學。這是聖約翰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辦的一所進步學校。她的班主任來自四明山游擊區，鼓勵學生接受進步思想，並動員吳文安去解放區。高中畢業時，已是地下黨員的同學蔡玲珍建議她報考金陵女子大學。進入金女大后，她一面等待黨派人來接關系，一面盡自己所能為黨工作。1947年底，吳文安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5月，她發展了王粹珍和王端一入黨，並於8月底成立了黨支部。王粹珍任支部書記，吳文安任組織委員，王端一任宣傳委員。
1948年9月，曹琬進入金女大，就讀於社會學系。曹琬受父親的影響，於1946年6月在南京參加了隸屬新四軍二師系統的黨的外圍組織“抗日民主青年救國會”，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就讀金女大后，金女大地下黨支部派王端一按約定的暗號同她接上關系，並給她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內容，要求她在一年級學生中展開活動。此時金女大支部已有4名黨員，聯系金女大支部的是王慧君。
金女大的學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信奉基督教，都比較單純、善良，富有同情心和正義感。她們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埋頭讀書、不問政治，要引導她們關心國家大事，了解社會現實，認清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本質，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可以說是相當困難的。
金女大黨支部根據學生的不同覺悟水平組織不同層次的活動。一是通過學生會公開的活動，如組織民歌社、出版牆報、開辦工友夜校等形式，廣泛吸收學生參加。二是組織讀書會，如實踐社、拓荒社等。讀書會經常介紹一些書籍給大家，如《大眾哲學》《西行漫記》等一批公開出版讀物，並在她們中間秘密傳閱《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參加讀書會的都是思想比較進步的同學，可以從中發現和培養積極分子。三是有選擇地參加一些宗教“團契”活動，便於與一部分篤信基督教的同學聯絡感情，打成一片，了解她們的思想動態，逐步影響她們。四是推出社會系的李振坤競選學生會主席。李振坤性格開朗，聰穎活躍，熱心公共事務，不同信仰的學生都覺得她可以信賴。當時，李振坤要求進步，組織上有意識地暫緩吸收她入黨，讓這位大家都能接受的進步同學為黨多做些工作。
除了這些群眾性的集體活動外，更多的是進行個別接觸，開展談心活動，交流思想，建立感情。黨支部經常分析群眾情況，分工聯系一些積極分子，時機成熟時就吸收入黨。從1947年秋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金女大中共地下黨支部就先后發展了白秀珍、李植澄、段玫、何乾三、曾曼西、洪范、何靄兮、魯潔等12人入黨。其中有4人是由吳文安直接介紹入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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