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梁俊英
遵義會議后,對全黨實施組織和領導的是張聞天
遵義會議后的幾年中,黨中央所舉行的會議,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據統計,前后多達137 次。所以在紀念張聞天85 周年誕辰前夕,王震還特意向鄧力群提出建議,“請你、喬木、胡繩考慮,能否在修改黨史時,將張聞天任中央書記(特別是長征結束后)主持會議的史實載入史冊”,並說“許多同志似不知張聞天任中央書記多年這一歷史事實。歷史要真實”。楊尚昆1997 年3 月22 日同張聞天夫人劉英談話中,提到遵義會議這段歷史時也說:“看來要給張聞天撥亂反正。”
在1938 年以前,都是由張聞天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還應特別指出的是,在張聞天擔任總書記時期,隻有他可以召開中央的會議,毛澤東則隻能建議張聞天召開。在中央駐瓦窯堡期間,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會議,就是在毛澤東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況下舉行的。其中有些會還就重要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有的事先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有的隻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 年2 月紅軍東征到山西於3 月召開晉西會議后,張聞天回到后方,毛澤東仍在前線,在這一個多月裡張聞天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或常委擴大會就有7次,毛澤東都未出席。
在遵義會議后的三四年時間裡,代表黨中央同各方面聯系和處理重大組織問題的,是總書記張聞天。當時的重要組織關系和組織問題,都是張聞天以中央書記處名義或總書記身份出面管理和負責處理的。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一個特別明顯的例子是,長征后博古放棄了對全國黨和紅軍的領導,以致項英於1935年2 月4 日來電說:“自出動以來,無指示,無回音,也不對全國布置總方針。”張聞天在接任總書記后,便很快布置開會討論,作了答復。隨后又向蘇區中央局、四方面軍和二、六軍團發去他自己起草的傳達遵義會議的《決議大綱》﹔發布了中央決定和指示,接受並處理各地發給中央的請示報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長征路上派陳雲、潘漢年去上海,到陝北后派劉少奇領導華北局和派馮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黨委,其中成立陝甘寧省委派李富春為書記,成立甘肅省工委以劉曉為書記,改陝甘特委為陝甘省委由朱理治任書記,派戴季英去陝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張聞天主持會議通過,再電告在前方的毛澤東、周恩來的。而且連毛澤東本人的幾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張聞天建議並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討論決定的。如遵義會議后,“他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楊尚昆語),提議毛澤東任前敵總指揮,同意毛澤東成立三人軍事小組的意見,長征途中沙窩會議上提議毛澤東分工主管軍事,到達陝北后的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任命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等等。
總之,遵義會議后的三四年是中國革命的轉折時期,不但勝利完成長征,而且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變。由於當時實行比較嚴格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制,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和起草決議也基本限於軍事問題(后來又加上統戰問題)。而涉及有關全局的政治形勢和策略方針的報告以及決議的起草,都是由總書記張聞天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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