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歷史功績載千秋

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留下的精神遺產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中國從內戰轉向抗戰的一個樞紐。在這個急劇然而十分重要的歷史拐彎處，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是怎樣應對、如何解決的呢？

首先很有必要回顧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 年12 月在陝西瓦窯堡召開的會議。這次會議是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政治基礎。會議由張聞天主持，通過了由他起草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路線。《中國共產黨歷史》指出：“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因遵義會議舉行時還在長征途中，“隻能解決最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瓦窯堡會議才有條件“結合國內形勢和黨的任務，有系統地解決政治策略上的問題”。簡言之，遵義會議隻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瓦窯堡會議才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有一個值得回味的細節：1964年，廬山會議挨整的張聞天在讀《毛選》時，讀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所說的“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一句時，他寫了一條旁注：“在軍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請注意，此處用了驚嘆號。並在旁邊又寫了一條批注：“軍事戰略家和政治戰略家的任務。”根據已經弄清的史實，我們是否可以作這樣的評價：如果說長征途中毛澤東突出顯示了軍事戰略家才能，組織和指揮紅軍最終勝利到達目的地，從而為中國革命保存了最寶貴的火種的話，那麼，長征結束到達陝北后，張聞天這位總書記則從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出發，緊緊抓住了事關全局的黨的政治戰略轉變這件大事，推動和主持了瓦窯堡會議的召開，履行了一個政治戰略家的職責。歷史表明，黨從內戰到抗戰的戰略轉變正是從此次會議開始的。

再來看西安事變發展變化的軌跡。1936 年12 月12 日，事變發生。13 日，中央即在保安窯洞召開了應對事變的會議。張聞天在會上的發言觀點非常鮮明：一是通篇沒有“除蔣”“審蔣”的字眼，也沒有類似這樣的意思﹔二是明確提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實際是政權形式)”﹔三是主張“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他說到了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沒有與蔣分開的意思，相反卻用了“正統”這樣一個字眼，不同意“以西安為中心”結成統一戰線來控制南京的主張。在發言中他還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給自己造成困難。他發言最后的結語是“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17 日，周恩來在西安將外界情況用電報發回保安。19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再作討論，認識上取得一致，正式做出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后來，張聞天在總結西安事變這段曲折歷史時，曾經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問題的復雜性與變化多端性，要求我們有確定的方針，而不為表面的現象所蒙蔽與動搖。”他自己正是實踐了這一點，在這段復雜多變的政治風雲中始終表現了一貫的方針上的堅定性。而他當時之所以能做到

這一點，看來是同他不斷地注重對客觀形勢的科學分析分不開的。在目前見到的材料中還發現，早在西安事變爆發一個月前，他在黨中央一次會議的講話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們“不能因蔣的某些搖擺而忽視總的形勢”，“不能因他壓迫我們，我們便輕易估計他是專門來打我們，而會與日妥協”。要人們看到“日的進攻，英的態度強，蔣的動搖，走到抗日方面來的較多”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這次講話，雖然沒有也不可能預料到西安事變的發生和事變和平解決的具體過程，但是從西安事變的最終結果以及導致這種結果的各種實際因素來看，張聞天的這番話是站得住腳的。這位領導人在西安事變中留下的這筆精神遺產，是值得人們研究並可以從中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示的。歷史充分証明，當時中共中央做出的這一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短短6天就能對這樣重大而復雜的事件做出正確的決定，充分展示了當時黨的領袖們的民主作風、政治團結、集體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