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觀瀾的革命情誼

毛澤東說：“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1935年，王觀瀾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1938年5月，他從綏德調任陝甘寧邊區黨委副書記兼統戰部長。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夕，王明從武漢回到延安，在被免除中央長江局書記職務后，他又擔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不久，在一次毛澤東主持的中央統戰委員會常委會上，王觀瀾同這位新任部長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論。爭論是由“邊區”與“統戰區”的區別問題引起的。王明武斷地宣布，“邊區”也是“統戰區”，沒有區分的必要。王觀瀾則堅持認為，“邊區”主要地區是中國共產黨早就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它同那些雖有八路軍駐防，但地方政權仍被國民黨控制的“統戰區”有明顯區別，我們黨的工作也應因地制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把這兩種地區混同，必將導致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工作要求的降低，這是“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口號的翻版。兩人爭得面紅耳赤。

六中全會后，王觀瀾到綏德，召集神府特委和綏德特委的負責人開會，傳達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報告。此后不久，王觀瀾又根據六中全會精神，起草了一個關於陝甘寧邊區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提綱。在取得邊區黨委同意，又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支持后，他在橋兒溝召開的邊區各縣縣委書記和縣以上統戰部長會議上，作了長達3個半天的報告，分析統一戰線的現狀，闡述國民黨頑固派在邊區周圍制造摩擦的本質和統一戰線的前途，系統地提出了反摩擦和鞏固、發展統一戰線的對策。

王明趕到橋兒溝會場聽了王觀瀾這個報告。沒多久，王觀瀾到毛澤東處正巧碰上王明。毛澤東問王明，橋兒溝會議的報告怎樣？王明支吾著說，好是好，就是太長了。毛澤東笑著詼諧地說：“長點好呀，我們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師給學生講課那樣給他慢慢講才行啊!”

以中國革命領袖自封的王明，對於王觀瀾公然地同他唱反調，心裡十分不舒服。這個善於搞宗派的老手，同他的老搭檔、時任中共中央情報部部長的康生又勾結在一起，找王觀瀾的茬子。他們調閱中央檔案，沒有找到什麼借口，便又一次提出王觀瀾在莫斯科學習時，有所謂“托派嫌疑”，不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

王觀瀾聞訊后，抑制不住內心的憤怒。他找到王明，當面責問：“你說我是托派有什麼根據？”王明一見不妙，便一下推到康生身上，王觀瀾便又去找康生。康生這個兩面派，一面請吃飯，殷勤招待﹔一面回避問題。結果，還是毛澤東得知后進行干預，直截了當地說：“王觀瀾經過我親手十年的考驗，這個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們黨內就沒有好同志了。”

王明、康生隻好就此作罷。但是，王明、康生當時終究還是兩個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有些人還是不敢得罪他們。因此，風波過后，已在陝甘寧邊區干部會議上宣布過的由王觀瀾擔任邊區黨委副書記的決定，實際上被擱置起來。

這是王觀瀾一生中第三次受到打擊。值得慶幸的是，在這次斗爭中，王觀瀾得到了毛澤東、陳雲等人的有力支持。他根據陳雲的意見，給黨中央寫了一份報告，義正詞嚴地駁斥了王明之流的誣陷與迫害，慷慨激昂地陳述了自己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耿耿忠心。

不久，在毛澤東親自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觀瀾擔任主任委員的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蕭勁光、林伯渠等任副主任委員。毛澤東說，今后，邊區統戰工作中的一般問題就由統戰委員會解決，大事直接請示中央。這樣，王明企圖對邊區黨委工作進行干擾、施加錯誤影響，也就很困難了。

邊區統戰委員會成立后，及時向各級黨政機關發出了關於統戰問題的指示，強調在反摩擦的斗爭中，政治上要採取積極主動進攻的姿態。王觀瀾多次明確指出，在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要站穩立場、抓住時機，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積極宣傳和發動群眾，打擊頑固分子的進攻，使邊區統一戰線工作進一步得到了加強。

王觀瀾高呼：“是黨和毛主席給了我新的生命”

王觀瀾隨部隊長征時，在一次帶隊外出籌糧途中，糧食斷絕，他隻得把一匹病馬煮食充飢，不料由此染上痢疾，給他種下了腸胃病的病根。

部隊勝利到陝北后，由於他過度勞累，身體虛弱，腸胃病越來越嚴重。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專門把他找去，關切地問：“觀瀾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樣做工作的？”

王觀瀾如實匯報:每天無論工作怎樣多，總要處理完畢才睡覺。毛澤東聽后，說：“做事情要分輕重緩急，你這樣怎麼行呢？我們要讓懶人學勤快，讓勤快人學巧干。”一席話，使王觀瀾十分感動。此后，他更加拼命地工作，卻沒有認真領會毛澤東的忠告。結果，腸胃病加上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終於使這個久經沙場的硬漢子躺倒了。

王觀瀾住進了中央延安醫院窯洞，毛澤東很快知道了。1941年12月的一天早晨，毛澤東在傅連暲的陪同下，走了五六裡山路，涉過一條小河，從楊家嶺來到中央醫院看望王觀瀾。這時，嚴重的失眠，已經使王觀瀾連續幾天幾夜沒有睡好覺了，他頭痛難忍。毛澤東走到他的床前，在一張窄條硬板凳上坐下，親切地安慰他說：“觀瀾同志，不能睡就靜靜地躺著，不要著急，總會睡著的。”就在那次看望王觀瀾之后不久，毛澤東給他寫了一封信：

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讓體內慢慢生長抵抗力和它作斗爭，直至最后戰而勝之，這是對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隻好讓醫生處治，自己也無所用其著急，因為急是急不好的。對於病，要有堅強的斗爭意志，但不要著急。這是我對於病的態度。書之以供王觀瀾同志參考。

毛澤東

十二月十六日

這封信不僅鼓舞了王觀瀾同疾病斗爭的勇氣，后來也成了人們同病魔作斗爭的座右銘。

隨后，陳雲等中央領導也先后來看望他。王觀瀾后來回憶說：“那時雖然我幾十天飲食不進，全靠輸液保持身體必需的營養，但我始終愉快樂觀，因為我感到我是生活在充滿了同志的高度關懷和細致照顧的環境中，有黨和毛主席的教導，我是能夠戰勝疾病的。”

1945年初，經過醫生的精心治療，王觀瀾憑借自己頑強的毅力和樂觀的情緒，病情漸趨好轉。在2月的一天，毛澤東又去看望他，見他病情確已好轉，非常高興，鼓勵他堅持鍛煉身體，爭取參加七大。這使王觀瀾非常興奮，更加加緊鍛煉。他把活動的區域由室內移到了室外，由平地活動到鍛煉爬山。盡管每次爬上山坡都累得腰酸腿痛，滿身大汗，但他還是堅持下去，刮風下雨也不耽誤，果然身體逐步恢復起來。

身體稍有恢復，王觀瀾又開始拼命地看書、學文件，想彌補失去的時間。但由於精力、體力的消耗超出了限度，就在七大開幕前夕，他的舊病再次發作，這次是十二指腸潰瘍導致的血管破裂。血，像噴泉似的從嘴裡涌出，人坐不起來了。20多天后，腸子堵塞，食物顆粒不進，眼睛漸漸失明。后來，他沉痛地總結這次發病的教訓，說：“對待疾病和對待工作一樣，不僅要有革命的精神，也必須從實際出發，按照實際情況辦事，如果要求過高，超過了客觀可能，那就會招致不良的后果。”

王觀瀾的生命曾幾度處於危急之中。盡管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十分困難，但是組織上和醫務人員想方設法為他治療。在西藥治療的同時，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老中醫李鼎銘先生和另一位老中醫，用中藥和針灸輔助治療，終於使他能夠進食少量流質，而且抑制了他的神經痙攣。王觀瀾在同病魔較量中，也逐步掌握了自己的身體情況。他知道自己的心、肺、腦並沒有壞，相信隻要積極配合醫生的治療，把消耗減少到最低限度，難關是可以渡過的。因此，當他從嚴重的休克中蘇醒過來，同志們征求他的意見，是否把在托兒所的孩子接回看一看時，他拒絕了。他平靜地想，在危急的情況面前，黨交給自己的首要任務是戰勝疾病，戰勝死亡，而不是妻子兒女。他相信，孩子將來是一定能看到的。

就在王觀瀾生命危急的關頭，毛澤東又寫了一封信，告訴他，他的病不一定沒有希望，要他鼓起勇氣來，採取有效辦法，同死亡作斗爭。毛澤東的話，讓他更加振奮起來，下決心不辜負黨和戰友們的殷切希望。雖然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但他沒有任何慌張和焦躁情緒，而是保持鎮定和樂觀。幾個月后，他的病終於又開始好轉。在服用肝汁和菠菜汁后，眼睛也漸漸復明。毛澤東知道他腸胃功能很弱，便把自己土法烤面包用的鐵鏊子送給了他。因為他手腳發涼失眠，毛澤東又將自己的一隻熱水袋送給他。在當時極其艱苦的物質條件下，毛澤東、李富春還把他們僅有的一點點營養品給他送去，使他極弱的身體逐漸得到恢復。

1946年秋，王觀瀾又開始練習走路，從室內走到室外。當他汗流浹背地登上一座黃土山坡，又一次呼吸到陝北山野的清新空氣時，他禁不住高呼：“是黨和毛主席給了我新的生命!”

1947年4至7月間，康生帶領工作組到晉綏的臨縣郝家坡搞土改“試點”，大搞極“左”的一套，影響很壞。當時王觀瀾住在興縣張家灣村養病。聽到群眾的強烈反映后，他不顧自己身體虛弱，把駐村工作團主任姜寶箴叫到床前了解情況。他氣憤地說:“這樣擴大打擊面，侵犯中農利益是不對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土改政策的。對地主也不能亂打、亂殺、實行肉體消滅。你們要學習怎樣分析農村階級這篇文章。”

第二年春天，他得知毛澤東已過黃河，就讓妻子徐明清趕到蔡家崖，向毛澤東反映情況。毛澤東聽后激動地說:“把一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人派到農村去，名為鍛煉，實為害人。”不久，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又一次明確指出了前段晉綏土改工作中“左”的錯誤，並在講話中肯定了王觀瀾關於土地政策的正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