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觀瀾的革命情誼

毛澤東將王觀瀾關於農村問題的調查報告批轉全國

新中國成立后，王觀瀾主要負責農業工作，1950年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春任農業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1954年秋調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他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積極引導農民逐步組織起來，推動互助合作運動穩步前進，促使農業生產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的方針，工作卓有成效。

1955年下半年，黨內在指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開始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的缺點和偏差。當時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認為，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還是應該按中央原來的設想穩步前進。王觀瀾支持鄧子恢的主張，結果與鄧子恢等一起被指責為“右傾”、“小腳女人”。

1956年四五月間，王觀瀾帶領工作組南下浙江，以臨海、嘉興兩縣為重點，深入進行調查研究。他在向中央的報告中，以臨海縣的農民為例算了一筆細賬，指出臨海農民每人實得原糧比上一年減少了，而浙江2000萬農民平均每人所得比臨海縣還低﹔浙江農村副業和土特產值都有下降趨勢，而江蘇長江兩岸地區副業產值一般亦下降30%至80%以上，單就生豬一項來看，問題也相當嚴重。因此，他認為，多數農民生活仍然是貧困的，不富裕的，對於許多有關農民利害的經濟措施，他們是很敏感的。這個報告受到了黨中央的關注，毛澤東將其批轉全國，認為應當提倡深入調查研究的方法，特別指出“為農民算賬”，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還指出：“王觀瀾同志報告中所述臨海縣情況，是農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況。如果這種縣多了，則事情未可樂觀、值得嚴重注意。”

1957年，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斗爭。可是，這場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當時，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兼機關黨委書記的王觀瀾，分工負責抓反右派斗爭。他憑著革命的經驗和對部內干部隊伍的了解，根本不相信每個單位都無例外地有百分之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結果，中央農村工作部隻勉強走了一個“右派”（經復查，這個同志也不是右派，已予糾正）。這種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氣，是難能可貴的。

在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並起的“大躍進”年代，王觀瀾隨鄧子恢到河北省徐水一帶視察，發現情況很不正常。他當即說：“畝產幾萬斤，不可能的，不合當前科學水平的。”

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他同樣直言不諱地說：“這只是主觀願望啊!有些東西，不要說科學知識，連農業常識都沒有了。”

王觀瀾幾十年搞農村工作，對農民的感情很深。當他知道由於“三風”泛濫使群眾吃不飽飯，甚至造成更嚴重的惡果時，便提筆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信，如實地反映了他所知道的一些地區出現的嚴重情況，嚴肅地批評了領導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共產黨員要講真話，“浮夸是萬惡之源，欺騙是害人之本”。

幾天后，他得知毛澤東聽取了他的批評意見，對他的信表示感謝。這讓他從中看到了黨的希望，興奮得幾夜睡不好覺。后來，中央對這一時期工作上的失誤又作了自我批評，調查研究之風隨之在全黨興起。

“文化大革命”初，王觀瀾遭到殘酷迫害，后於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獲得徹底平反。不久，被增補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任國家農業部顧問組組長。他雖年逾古稀，但仍積極到農村做調查研究。1981年9月，王觀瀾帶領一個工作組到河北保定、安國、博野等地連續考察了兩個多月，並親自起草調查報告，11月底趕回北京，參加五屆全國人大四次常委會議。會后，感到身體極度疲乏的王觀瀾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進北京醫院。這時，他已身患胰腺癌，並轉移擴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劇惡化，不幸於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