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趕考”歷史答卷的時代意蘊

“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執政之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我國開始實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政策。這次歷史性轉折的中心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否禁得起考驗，成為合格的執政黨，也是一場新的“趕考”。

開放之初，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也在劇烈變動，社會矛盾也日趨復雜。一些人利用法制的不健全，鑽政策的空子，官商結合，倒買倒賣，營私舞弊，嚴重敗壞社會風氣。干部特殊化、脫離群眾等問題也長期得不到根本好轉，以權謀私、鋪張浪費等新的不正之風，帶壞了社會風氣，嚴重影響了黨群關系。1980年，陳雲就明確指出：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鄧小平始終從黨和社會主義的歷史命運的高度來看待反腐問題。1982年4月，他針對一些干部搞不正之風、腐化變質的現象，警告指出:“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頁。）為此，他還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脫離群眾，干部特殊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19頁。）重視黨風，注重干部隊伍的廉潔自律，強調高級干部的責任，強調脫離群眾的危險，一如既往地堅持走群眾路線，不斷克服官僚主義，公正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這是第二代領導集體一致的認識。

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敵對反華勢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加之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等方面佔具優勢的壓力，使我國改革開放所面對的外部環境異常復雜。鄧小平就此敏銳地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頁。）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發生就是歷史的鏡鑒。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使改革與發展出現了很大波折。尤其，這次風波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果的時候發生的，對黨執政的認識有著深刻的意義。事后鄧小平深刻地指出：“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員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堅持這個傳統，才能抗住腐敗現象”。（《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頁。）這是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基礎上，以不回避矛盾和問題的負責態度，強調必須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的深刻認識。在政治風波中，中國經受住了嚴峻的執政考驗,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堅持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得到了人民群眾的擁護。

1989年6月，鄧小平在與中央新的領導班子談話時總結了整頓黨風、反對腐敗的經驗教訓，提出“要扎扎實實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頁。）1992年，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他告誡全黨“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又進一步提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對干部和共產黨員來說，廉政建設要作為大事來抓”。鄧小平提出了通過健全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來保証黨的決策的科學性，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來加強執政的新路。

自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以來，中國的改革是先從經濟領域搞起，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推進，逐步將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在這一過程中，要注重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穩定是改革和發展的前提和保証。“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沉痛教訓已使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認識到，安定團結的社會政治局面一旦喪失，“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隻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頁。）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多次強調指出:中國的最高利益就是穩定。

在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中，中國共產黨克服僵化保守、因循守舊的思想觀念，積極探索、勇於創新、大膽試驗、敢為人先、不畏艱難、不怕挫折，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在各種風險的考驗面前，保持了勇於擔當的改革氣魄和艱苦朴素的執政本色，上交了無愧於時代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