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趕考”歷史答卷的時代意蘊

摘要：在革命聖地西柏坡，毛澤東多次提出“進京趕考”這一命題，並給出

了“兩個務必”等對策，歷史性回答了共產黨人應怎樣經受革命勝利和執政考驗的歷史性答卷，在當時革命大轉折時期無疑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如何做到“兩個務必”，能不能“趕考”成功，歸根結底是由黨的本質、由黨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所決定的。回望歷史，我們也不難看到具有與時俱進理論品格的這個歷史命題，在革命、建設、改革等各個時期都包含豐富的歷史意蘊。黨和國家幾代領導人都針對我國具體國情和所處不同歷史時期的執政任務，提出了創新的理論，引領國家和人民開拓進取，邁向現代化，交出了優異的歷史答卷。在新形勢下這一命題仍具有時代價值，其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和進步而不斷充實和深化。

關鍵詞：“進京趕考” 與時俱進

西柏坡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的寶貴精神財富。在西柏坡，黨中央和毛主席指揮全黨、全軍，迎來了全國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以及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在革命實踐中產生了以敢於勝利、團結一致、實事求是、依靠群眾、艱苦奮斗、不斷革命等為深刻內涵的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引領中國革命從農村走向全國，開創了中國革命的大轉折。毛澤東提出的“進京趕考”這一富有西柏坡精神特色的命題，蘊含著厚重的歷史內涵。

“進京趕考”這一歷史命題的提出，體現出我們黨勇於擔當的執政意識、依靠群眾的人本理念、直面矛盾的負責態度，以及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內涵豐富，有很強的歷史意義。對這一命題的回答，毛澤東提出了以“兩個務必”為代表的基本對策，深刻地回答了隻有努力踐行中國共產黨的理念、密切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共產黨人才能經受住革命勝利和執政考驗。“進京趕考”的核心是要求和鞭策中國共產黨人面向未來，把革命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無論是轉折時期、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新世紀新時期都有指引執政實踐的時代意蘊。

“不當李自成”：歷史轉折時的鄭重答卷

1949年3月23日上午，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平的時候，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917頁。）這個時候，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兩大階段的戰略決戰已接近尾聲，中國革命面臨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次歷史性轉折。此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沒有被即將到來的勝利沖昏頭腦，而是進行著清醒的思索。早在1945年7月，應邀訪問延安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在和毛澤東談話時就提出了能否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之問。（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頁。）毛澤東當場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八十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頁。）雖時隔數年，但歷史的警問猶在耳畔。中國共產黨人能否避免重蹈歷史覆轍？毛澤東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清醒地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如果我們革命意志薄弱，任這種思想泛濫，就“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其亡也忽”的歷史周期率就有可能發生。毛澤東認為，奪取全國勝利，隻不過是萬裡長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長，更偉大，也更艱苦。勝利后，能否繼續保持革命政黨的本色、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經受住執政的考驗、鞏固執政地位，是一張生死考卷。

新中國伊始，面臨異常嚴峻的執政挑戰，經濟凋敝，生產萎縮，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可謂百廢待興。但同時，隨著大批黨員干部“進城”，一些腐敗現象就開始在黨內滋生，且迅速蔓延，程度嚴重。從實際上看，有的農村黨員向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革命意志衰退﹔有的黨員爭名譽，鬧地位，個人主義膨脹﹔有些干部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嚴重，用簡單粗暴的態度對待群眾，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少數意志薄弱者經不住資產階級的捧場和糖衣炮彈的攻擊，利用人民賦予的權力謀取私利、腐化墮落。（《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8頁。）不久就有“許多人陷入了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泥坑（《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頁。）,我黨果斷決策，通過三反五反運動，處決以劉青山、張子善為代表的一批貪污腐化分子等反腐的行動，遏制了腐化勢頭，表明了堅定的執政決心。其中，以“趕考”的心態，直面執政后的地位和貪圖安逸，脫離群眾，腐化變質的危險，堅持“兩個務必”是當時鞏固黨執政地位的關鍵,成功地使我黨實現了由農村到城市，由革命到建設，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