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緣起、過程及教訓

黃海海戰中“致遠”艦沉沒情形。

日本畫家筆下的黃海海戰，此畫現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甲午戰爭中，日本取勝，圖為歸國日軍通過東京“凱旋門”。日本從此徹底地走上窮兵黷武之路，二戰的失敗投降是其必然歸宿。

1894年的甲午戰爭距今已整整兩個甲子。一百多年后的中國已非原來的中國，日本也不再是那時的日本，至於朝鮮，更非原來那個樣子，世易時移，世界、遠東、中日韓都在發生巨大改變。由於最近若干年中日、日韓三國在歷史、領土等問題上發生一系列紛爭，現在再來審視這場戰爭的緣起過程及教訓就具有很不一樣的意義。

中國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后突然發現原先的宗藩體制已經無法御敵於國門之外，開始領悟到自身發展的緊迫性，於是在1860年代開始學習西方時選擇了一條隻顧自身的孤立主義路徑，放棄對宗藩體制的維護

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實力，都讓中國人自信這場戰爭穩操勝券。中國在過去三十幾年洋務運動中，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力量，確實恢復了遭兩次鴉片戰爭打擊而失去的榮光，中國不僅在經濟總量上重回亞洲第一、世界第二，中國的軍事實力也經過三十年發展、改造，邁進了一個新時代，告別了冷兵器，進入了海洋時代。中國舉三十年經濟增長之實力而創建的北洋海軍，確實還沒有經過實戰檢驗，但不論中國的當事人，還是國際觀察家，對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尤其是中日軍事力量比較，都對中國擁有相當期待，至少沒有多少人想到中國會在戰場上如此不堪一擊。然而，結局卻是中國的失敗，而且那麼慘。

一百多年后檢討，我們很多人將這場戰爭歸結為侵略、被侵略，歸結為正義與邪惡。確實，從中國的觀點看，朝鮮自明朝洪武年間就是中國的屬國，朝鮮有難，發生東學黨起義這樣的事情，朝鮮向宗主國求救，中國履行宗主國責任發兵朝鮮，幫助朝鮮政府平息內亂，這是正當之舉，是善意行為。

朝鮮確實在歷史上是中國的屬國，中朝之間確實在很長時間有著密切交往，人民之間的通婚，文化的交流，數百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這都是事實。問題在於，中國畢竟沒有近代殖民的經驗，更不知道怎樣從那些屬國撤退。當中國面對西方壓力不得不轉身向西，學習西方的時候，中國一度選擇了孤立主義外交原則，對於先前數百年“中國的世界秩序”不再有興致，眼看著琉球、越南、暹羅等一個接一個的屬國走向完全獨立，或者轉換身份，成為日本或西方國家的新殖民地。這是近代中國一個最值得總結的教訓。

西方的壓力讓中國有非常強烈的發展沖動，那時的中國總覺得自顧不暇，無法繼續充當宗藩體制中的老大，丟失琉球是宗藩解體的開始。中國那時如果繼續履行宗主國的責任，完全有辦法讓琉球王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存在。日本明治維新改革剛剛開始，發展也剛剛起步，對於中國的態度，實事求是說，日本並非完全不在意。

中國為什麼沒有在關鍵時刻表現出東方龍頭老大應有的風范呢？為什麼就這樣貌似心甘情願丟掉了琉球以及一系列藩國呢？這與中國對藩國的認知轉變有關。

從大歷史背景看，中國文明的邊疆一直遵循“以夏化夷”的規則柔性擴張，中原王朝主流文明一直在向周邊非主流文明施加正面影響，周邊非主流文明經過若干年熏陶，漸漸地“生番”變“熟番”，漸漸地內化為中國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才能充分理解中國文明何以從黃河中下游一隅擴展到后來如此大的四至。

中國文明的發展軌道被西方勢力東來打斷了。中國在經過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后突然領悟到自身發展的緊迫性，於是中國在1860年代開始學習西方時選擇了一條隻顧自身的孤立主義路徑，對於中國本土之外的藩國，聽之任之，已經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指導、幫助他們共同進步。

當然，放棄藩國還有一個非常實在的地緣政治考量。在傳統體制下，中原王朝之所以花費那麼大的精力構建一個宗藩體制，不惜血本維護這個宗藩體制，是因為這些藩國對於中原王朝來說，有著拱衛中國、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意思。然而到了近代，因為鴉片貿易而發生的戰爭，英國隻用幾千人就可以在東南數省橫沖直闖，如入無人之境。至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不過萬人竟然從南方直達京師。凡此，都在告訴中國的統治者，原先的宗藩體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意義不大，藩國體制已經沒有辦法御敵於國門之外，所謂“國防外線”的藩國到了這時已經沒有意義。這就是十九世紀晚期中國宗藩解體的本質，是地緣政治的必要調整。

對於琉球王國，以及南部邊陲諸藩國，清政府在那個時代確實有點漫不經心，並不認為是中國的巨大損失，如此我們方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為什麼不願意為越南前途與法國徹底翻臉。

朝鮮卻不一樣。朝鮮半島扼住了北京的咽喉，在那時的中國統治者看來，丟掉了朝鮮，就意味著中國大門洞開，意味著外敵可以通過朝鮮半島長驅直入。因此，當日本對朝鮮心懷不軌時，中國不得不出手。唇亡齒寒，清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並不含糊。這就是甲午戰爭之所以發生的根源。

李鴻章在與伊藤博文的善后談判中作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讓步，同意將來假如朝鮮發生類似壬午兵變、甲申政變這樣的動蕩時，中國向朝鮮出兵，一定會照知日本，日本也有權向朝鮮用兵。這就為后來的戰爭埋下了一個巨大的伏筆

就地緣政治而言，朝鮮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一，任何對朝鮮的覬覦、蠶食，都意味著對中國利益的侵害。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因朝鮮問題與日本開打，就是維護自己的利益。

問題在於，朝鮮問題伴隨著西方勢力東來而日趨嚴重，這既與朝鮮自身發展道路有關，又與中日兩國的選擇密切關聯。

中國的發展無疑是一種內斂型的，為了自身的發展，心無旁騖，集中精力，集中資源，用三十年時間取得了巨大成就。

與中國的發展道路很不一樣，日本明治維新起步晚於中國的洋務運動好幾年，但日本選擇了一種發散型的發展道路。明治維新思想家提出的路徑是轉身向西，脫亞入歐，發誓要用不太長的時間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式的現代國家。欲達此目的，正像明治維新思想家所設計的那樣，日本必須走出海島，必須踏上大陸，必須與世界上諸強國直接競爭。

中國內斂型的發展道路有其歷史依據、合理性，中國逐步放棄一些藩國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日本發散型的發展道路咄咄逼人，吞並琉球，進攻台灣，覬覦朝鮮。凡此，都是日本“大陸政策”一個又一個環節。假如超越中日兩國極端對立的立場，兩國發展道路的不同選擇並非讓人感到突兀。

至於朝鮮，在過往幾百年確實是中國的屬國，但到了近代，並沒有跟隨中國一起轉變。中國那時沒有精力，也沒有意願顧及朝鮮的發展，因而在1860年代法國、美國等西方勢力相繼試圖進入朝鮮時，中國既沒有向朝鮮提供必要的幫助，也沒有盡到敦促朝鮮轉身的責任。相反，當美國尤其是日本與朝鮮發生沖突時，中國以“番國自主”為托詞，拒絕為朝鮮的行為背書，拒絕承擔“上國”所能承擔的政治責任。

中國的拒絕讓日本有了與朝鮮直接交涉的理由，1875年日本借助於“雲陽號事件”與朝鮮談判，達成《江華條約》。這既是朝鮮被迫開放的開始，也是中國在朝鮮宗主權受到嚴峻挑戰的起點。日朝兩國在條約中相互確認對方為“獨立主權國家”，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被日朝兩國莫名其妙地單方面予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