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黨史博覽》發表文章《1951年<毛澤東之歌>驟然停播的緣由》。文中記述1951年曾流行一時的由張春橋作詞、盧肅作曲的《毛澤東之歌》驟然停播，銷聲匿跡，其深層原因是在文藝創作內容上，歌曲沒能正確反映領袖與群眾的關系，摘編如下。
1941年，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創作了《毛澤東之歌》（盧肅作曲）。這首歌問世后，曾產生過比較大的影響，不僅在解放區廣為傳唱，新中國成立后也曾流行一時。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1年，這首歌驟然淡出歷史舞台，銷聲匿跡。這讓很多人感到詫異與驚訝，對其原因也眾說紛紜。
作為文化部藝術局副局長，周巍峙點名批評《毛澤東之歌》，肯定不會毫無緣由。即使他的批評具有某種偶然性，《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也不會隨意批評一首曾經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歌頌領袖的歌曲。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毛澤東之歌》被批評，並能使張春橋坦然接受呢？這就涉及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批評的大背景。
文學藝術是新中國文化建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就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毛澤東在代中共中央起草的賀電中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號召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團結起來，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經濟建設工作”。這樣，五四運動以來處於分散形態的“新文藝運動”由此進入“新的人民的文藝”時代。9月，《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進入“新的人民的文藝”時代以后，如何“肅清封建的”思想，如何看待革命年代的文藝創作，如何進行新的文藝創作等問題，突出地擺在廣大文藝工作者面前。由於認識上的分歧，文藝工作者在文藝創作的許多方面產生了討論和爭鳴。其中，對於抒情歌曲的創作，也因存在認識上的分歧，產生了爭鳴。《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將某些過去戰爭年代創作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又一度在群眾中廣泛流傳的抒情歌曲，當作具有傾向性錯誤的例子而給予批評，正是這種討論和爭鳴的一部分。
《人民日報》幾篇文章的選取，應該是有意識地在文藝創作上營造一種良好的氛圍，呼應著文藝批評活動。
1951年4月20日，上海音樂家協會就曾召開關於歌頌領袖的歌曲創作座談會，討論《毛澤東之歌》。
1954年3月28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發表呂驥《為創作更多更好的群眾歌曲而努力——談關於群眾歌曲創作的幾個問題》一文，《毛澤東之歌》再次被當作“靶子”受到批評。不過，這一次有更負盛名的《解放區的天》“陪斗”：“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些歌曲，其實不一定都是抒情歌曲，確實有些不健康的成分，是以個人的、陳舊的、輕浮的情感代替了新的、樂觀的、健康的人民情緒。曾經廣泛流行過的《解放區的天》《毛澤東之歌》就是明顯的例子。固然缺乏分析地隨便給某些歌戴上小資產階級的帽子是不恰當的，但因此放棄對於有嚴重缺點的作品的批評，同樣是有害的﹔那樣要造成思想上的混亂，資產階級思想傾向以及各種庸俗的思想情緒就會得到發育的溫床，抒情歌曲就有走向灰色的、頹廢的道路的可能。”
這次的文藝批評，與1951年純粹就文藝創作的內容和表現形式的批評不同，明顯帶有當時政治尤其是文藝逐漸朝“左”轉的痕跡，上升為“資產階級思想傾向以及各種庸俗的思想情緒”的問題。這些都說明對《毛澤東之歌》的批評不是孤立和偶發的事件，而是當時提倡文藝批評背景下的產物。
至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之歌》之所以驟然退出歷史舞台以至銷聲匿跡，主要是因為“對偉大領袖與迅速發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繪”，“和現在人民的距離很遠了”﹔在文藝創作內容上，沒能正確反映領袖與群眾的關系﹔在文藝創作形式上帶有“曲調過於平淡，情感沉郁”等缺憾。在提倡文藝批評的大環境下，這些問題和缺憾，不僅引起了以周巍峙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和批評，而且以《人民日報》的《人民文藝》欄目為代表的主流文藝也對這種批評持支持態度。如此一來，《毛澤東之歌》悄然退場也就勢所必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