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紅
贈送革命同志禮物以示關愛
宋慶齡一向與拿筆作刀槍的堅強革命斗士魯迅相知信任而結下深厚情誼。魯迅身體不好，一直患有胃病、肺結核與肋膜炎。在艱苦的斗爭和緊張的工作中，他的身體越來越差。
1936年3月，魯迅的肺病突然加劇，出現了嚴重的氣喘。聽到消息，宋慶齡十分關切和擔憂。馬海德大夫回憶說：“魯迅先生病重時，她憂心忡忡，不隻一次地問我，治療肺結核是否有什麼新的方法和新藥。”
3月23日，魯迅在日記中記錄：“下午史女士及其友來，並各贈花。得孫夫人信並贈食糖三種，茗一匣。”宋慶齡晚年曾有人寫信問道，致魯迅的信並糖果和茶葉，當時是怎樣送去的。宋慶齡答復說，魯迅病重時，她自己也在病中，“因此，沒能去看望他，就托史沫特萊代轉送一些禮物”。
5月15日，魯迅再次病倒，這回病情的來勢非常凶猛。許廣平見狀很是擔心，便與馮雪峰、茅盾、史沫特萊商量。史沫特萊隨后將魯迅病得很厲害的消息告知了正在住院的宋慶齡。宋慶齡得到消息后，焦慮萬分。她立即推薦了美國鄧（DUNN）先生給魯迅診治。鄧是當時上海最好的兩個肺病專家之一。宋慶齡還特意委托史沫特萊陪同鄧一道前往魯迅家中。
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萊與鄧醫生來到魯迅寓所，繼續為魯迅診治。
這次診斷后，宋慶齡聽到了史沫特萊的轉述，得知魯迅已臥床不起。她心急如焚，懷著復雜的心情，在6月5日抱病寫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這是她送給摯友魯迅先生的一份特別的精神禮物。她要以自己的力量勸說魯迅入院治療。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厲害的消息，十二分地耽（擔）心你的病狀！我恨不能立刻來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腸的傷口，至今尚未復原，仍不能夠起床行走，迫得寫這封信給你！
我懇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為你延遲一天，便是說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為著中國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為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個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狀的。當我得盲腸炎的時候，因我厭惡入醫院，竟拖延了數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時，才迫著入院了。然而，這已是很危險的時期。而且因此，還多住了六個星期的時間。假如我是早進去了，兩星期便可以全（痊）愈出院的。因此，我萬分盼望你接受為你耽（擔）憂著、感覺著極度不安的朋友們的懇求，馬上入醫院醫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內得不著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斷地供給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會漠視愛你的朋友們的憂慮而拒絕我們的懇求！！！
祝你
痊安
宋慶齡
六月五日
信尾是宋慶齡的親筆簽名。
送出這封信以后，考慮到魯迅在大陸新村寓所的環境不是太好，宋慶齡又設法在上海近郊江灣找了一處宜於療養的葉家花園請他去養病。魯迅的弟弟周建人說：“魯迅對宋慶齡同志的這種關懷，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願意離開戰斗崗位去過寧靜的生活，終於沒有去。”
十分喜愛花木的宋慶齡還常常把鮮花贈送給海內外的貴賓與好友，贈送給她身邊的工作人員，表達她溫馨友愛的感情。正像她的好朋友、共事於工業合作運動（簡稱“工合”）工作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所說的那樣，她本人就“好像是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朵，永遠使人鼓舞，永遠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20世紀30年代中期，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園路1315弄4號寓所設有一部中共地下組織秘密電台。1935年10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的消息后，立即告訴了宋慶齡。
宋慶齡特別高興，當天晚上就從自己的住所帶了白蘭地酒和一束紅玫瑰花，興沖沖來到愚園路艾黎住處，與艾黎、史沫特萊和馬克斯·格蘭尼奇夫婦等友人一起慶賀。
宋慶齡滿臉笑意地先給每個人戴上一朵紅玫瑰，然后同大家一起舉杯歡慶長征的偉大勝利。
與宋慶齡有關的旗袍傳奇有不少。有一件真絲旗袍就很特殊，因為它不是宋慶齡本人所穿。這說起來又是一個故事了。宋慶齡不僅自己愛穿旗袍，抗戰時期，她曾將旗袍作為國粹送給了美國友人斯諾夫人海倫·斯諾的好友玻莉·巴布科克，玻莉正是穿著這件宋慶齡特意贈送的真絲旗袍，在美國為中國抗戰到處演講募捐籌款，為中國的工業合作社運動籌集了很重要的一筆資金。
當時中國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軍的轟炸，工業受到重創。為了恢復工業、支持抗戰，同時也為了解決工人失業問題，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諾夫婦發起了工業合作運動。他們在各地設立“工業合作社”，把失業工人組織起來進行生產，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個運動得到了許多外國友人的支持，海倫·斯諾的好友玻莉就是這些友人中的一位。玻莉也積極加入了“工業合作社”的隊伍，想以此來幫助中國鄉村裡千千萬萬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勞苦民眾。
在離開中國去為“工合”募捐的時候，宋慶齡送給玻莉一件旗袍。宋慶齡告訴她：“在為中國人募捐的時候，希望你穿著中國的衣服。”按照宋慶齡的囑咐，玻莉每次從事募捐活動時都穿著旗袍。
工業合作運動委員會成立時，邀請孔祥熙擔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擴大“工合”的影響。但孔祥熙的聲譽不好，募集來的錢很少，特別是國際上沒有人捐款。國民黨當局也給“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難。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臨破產的危急關頭，玻莉通過不懈的努力，從菲律賓募集了很大一筆錢，挽救了“工合”運動。后來，宋慶齡成立了工業合作運動國際委員會，自己擔任主席。大家都認為孫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也因此迅速增加。
玻莉對中國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覺自己身體已經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這件旗袍送回中國，捐給了宋慶齡基金會。
侯波是革命隊伍裡成長起來的紅色攝影家。由於經常拍攝中共高層活動，因此她有幸與宋慶齡有所接觸，並被平易近人的宋慶齡視為朋友，情誼漸濃，關懷有加。
新中國成立初期，一次會議結束時，照完相的侯波去問候宋慶齡。宋慶齡拉住侯波的手說：“小侯，聽說你丈夫也是個搞攝影的，是不是就是那個拍電影的小伙子？”她指了指正在收拾攝影機的徐肖冰。侯波忙把徐肖冰拉到宋慶齡身邊。宋慶齡說：“你們兩位是夫妻，又是同行，這在業務上就有很多共同語言，真好。”她還拉著夫婦二人的手說：“以后有時間，歡迎你們到我家來做客。”
過了一段時間，宋慶齡的秘書打來電話，請侯波、徐肖冰第二天到宋慶齡那裡吃午飯。宋慶齡把他們讓到客廳裡入座，說：“我剛從上海回來。這是我給你們帶來的小禮物。”
說著，宋慶齡送給侯波一條淡綠色的絲綢圍巾，送給徐肖冰的則是一件做工精致的的確良白襯衣。徐肖冰說：“謝謝宋主席，我們也沒有什麼東西送給您……”宋慶齡說：“以后你們不要對我說客套話。我們是同志，又是朋友，我把侯波當做我的女兒一樣。你們坐著，今天我要親手給你們燒兩個菜吃。”那天在飯桌上，宋慶齡不斷給侯波夾菜，勸她多吃，好長得胖些。
告別時，她給侯波的孩子帶了許多好吃的，並囑咐：“下次再來的時候，一定要帶著孩子，我喜歡孩子。”
1961年，侯波離開中南海，調到新華社，和宋慶齡見面的機會少了，但仍常常間接聽到宋慶齡對她的關心和問候。1964年，侯波突然接到通知，讓她陪同宋慶齡出訪斯裡蘭卡。
見到侯波，宋慶齡很高興。她拉著侯波的手問長問短，並同她一起乘飛機到昆明，為出國做准備。侯波和文字記者李琴住在一起。宋慶齡每天都為她們做一個菜，請工作人員送過來。她還親自教大家吃西餐，為他們演示刀叉怎樣用，囑咐喝湯、吃飯時嘴裡不能發出聲音。當時市面上隻有短襪，她就把自己帶的長襪送給每個女同志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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