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先鋒——馬林與張太雷

《黨史文苑》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馬林，原名亨德利庫斯·斯內夫利特，1883年生於荷蘭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前往荷蘭殖民地爪哇，1914年組建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前身之一），1920年作為印尼共產黨代表，以馬林的名字出席共產國際二大，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會后被委派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自1921年6月至1923年9月，馬林三次往返於俄中之間，積極幫助創建中國共產黨，並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方針在中國的確立。

張太雷是馬林在中國擔任共產國際代表的助手和翻譯。當馬林在中國執行共產國際任務遇到阻力，不被中共黨內同志理解時，張太雷在工作中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與馬林攜手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而努力，最終促成了國共合作。

密使日本

1921年6月，馬林在列寧的推薦下作為共產國際正式代表來到中國。列寧在推薦書上寫道：“斯內夫利特（即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去中國，他的任務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裡建立共產國際的辦事機構。同時，責成他與中國、日本、朝鮮、東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賓建立聯系，並報告它們的社會政治情況。”這說明馬林除了中國的工作外，還要與遠東各國革命者建立聯系。

1921年8月，張太雷由莫斯科回國，帶回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關於立即召集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以促進遠東各國勞動群眾和革命團體團結反帝的指示。同時，回國后張太雷立即同馬林取得聯系，傳達了共產國際要求馬林執行“從中國、朝鮮和日本派出代表參加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任務”的指示。馬林迅速與中共中央局及國民黨領導人聯系，中共中央局即派人到廣州、濟南等地選拔代表。

當時馬林最困難的是無法與日本國內革命者取得直接聯系。一是馬林來華的身份已被荷蘭等西方國家了解，荷蘭駐華使館一直秘密監視其活動，並通知日本等國嚴加監視。二是日本特務系統十分囂張。馬林來華后，曾通過書信擬“與印度的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以及日本片山潛取得聯系”，但這些信件均被日本當局扣壓，致使馬林與他們一直沒有聯系上。

為了盡快完成共產國際要求“組派日本代表團出席遠東人民代表大會以及與日本共產黨建立直接聯系”的任務，馬林決定委派張太雷作為共產國際密使前往日本。

8月，張太雷以中國留日學生的名義秘密前往東京，先找到中國留學生施存統，再找到日本共產黨人堺利彥、山川均、近藤榮藏等，向他們傳達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指示和馬林的要求，最后組織了高瀨清、德田球一、吉田一、和田軌一郎、北村英以智、小林進次郎6人，轉道上海赴伊爾庫茨克。

張太雷在日本約一周，成功完成任務。張太雷這次密使日本，既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指示，幫助組織出席遠東人民代表大會的日本代表團安全到達伊爾庫茨克，又幫助馬林與日本共產黨人建立了聯系。此后，日本共產黨人每半個月派信使到上海向馬林報告日本革命運動的情況。

協調馬陳

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堅持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應加入共產國際，服從其統一領導，並按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開展工作。但馬林的提議遭到了中共黨內部分同志的極力反對，尤其是來自中共首任總書記陳獨秀的反對。當馬林與陳獨秀發生矛盾時，張太雷四處奔走，積極調和，說服黨內持不同政見的同志，推動了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

馬林在中共一大上代表共產國際致祝詞，祝賀共產國際增加了一個東方支部，並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性質、使命和組織情況。他認為，中共一成立就應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並接受其領導。此前，張太雷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科任書記，這也表明中共在共產主義小組階段就與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系。加之馬林的工作，所以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和決議也明確宣布要“聯合第三國際”，“中央委員會每日應向第三國際提出報告”。但尚未明確作出“加入共產國際”的決議。

中共一大后，馬林要求陳獨秀辭去廣州的職務，回上海專事中共的領導工作。陳獨秀抵滬后，馬林在張太雷的陪同下與陳獨秀會面。但二人見面沒多久就爭吵起來。爭論的焦點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和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下進行”。陳獨秀卻認為，“中共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支援……”

張太雷作為馬林的助手和陳馬會談的翻譯，最了解二人沖突的內情。他深知，這不是一般個人恩怨問題，而是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與列寧領導建立的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共產國際的關系問題。為此，張太雷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張太雷著重做陳獨秀的工作。張太雷根據自己在共產國際革命活動的體會向陳獨秀勸說，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個整體，都應在第三國際領導下進行，中國共產黨應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陳獨秀沒有耐心聽，張太雷就一再勸說，說明中共應主動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盡管陳獨秀一時難以接受，但為以后的協調還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其次，張太雷還主動做陳獨秀周圍革命同志的工作，動員大家共同努力。張太雷曾對在中央局工作的張國燾說，“馬林是有缺點的，主要是不了解中國情況和態度欠佳，但他確實是值得佩服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與馬林改善關系，支持他的工作”。在此期間，李達也勸說陳獨秀應顧全大局，中國革命需要國際援助。張太雷、李達等人的不斷勸說，促使陳獨秀開始冷靜思考這一問題。

再則，張太雷與馬林一起全力營救陳獨秀出獄，促進了陳、馬關系的和諧。1921年10月初，陳獨秀、包惠僧、楊明齋等遭法租界巡捕房拘捕，他們被指控編輯《新青年》等過激書刊有害租借安全。黨的最高領導人被捕，給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帶來巨大威脅，張太雷與馬林等人密切配合四方奔走。馬林動用共產國際給他的經費，不惜以重金聘請法國巴和律師為陳獨秀辯護，並打通會審公堂各個環節。張太雷則聯絡褚輔成、張繼等社會力量營救陳。由於張太雷與馬林等人營救得力，陳獨秀於10月26日被罰洋100元而獲釋。

陳獨秀獲釋后，在張太雷的幫助下同馬林繼續會談。經過這次共患難，陳、馬建立起真正的友誼，也初步確定了中國共產黨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關系，從而使馬林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國的工作得以開展，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也得以納入列寧領導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