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兆麟
三 天津淪陷遭殖民統治
1937年7月2９日凌晨駐天津的中國守軍在發出“守土有責”的通電后，即向駐津日軍發起了攻擊，打響了“七七”事變后中國軍隊主動進攻的第一槍。戰斗異常壯烈，在天津人民的支援下，打得日軍幾乎隻剩招架之力。但隨著日軍兵力不斷增援，並出動飛機進行轟炸，敵我態勢發生變化，中國守軍不得不於29日下午撤退。在經過日軍機連續轟炸后，7月30日天津淪陷了！8月1日，日偽漢奸政權“天津市治安維持會”正式成立，開始了長達8年的殖民統治。
天津淪陷后，日軍部隊大量進駐天津，據不完全統計，當時駐津日軍有：本間部隊、宮岐部隊、山本部隊、加藤部隊、清水部隊、山口部隊、舟山部隊、瀨戶部隊、聖理部隊、小山部隊、朝井部隊等近20支部隊，坦克、航空、炮兵、騎兵、運輸、化學、通訊、機械化、軍犬等兵種一應俱全﹔除日軍駐屯軍司令部外，還設有日本憲兵司令部、日本警察署、日本陸軍特務機關等常駐軍事機構。天津日偽政權以軍事鎮壓為依托，從思想、經濟、文化、社會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對天津及其周邊地區實行法西斯統治。在市區，日軍利用憲兵隊、警察署和特務組織以各種手段殘酷鎮壓抗日愛國民眾，無數人慘死在日軍的監獄裡、刑場上或特務暗殺的槍口下，還有很多人失蹤后不知所終。在周邊地區，日軍實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各種滅絕人性的大小慘案59起，妄圖以“清剿”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也許一些上年紀的老人現在還能記得當年被日軍殺害的天津知名愛國人物，如耀華中學校長趙天麟、《益世報》經理生寶堂、《新天津報》社長劉髯公、電話局總工朱彭壽等，他們的故事當年在天津廣為流傳。
日偽政權利用“新民會”等組織及其所控制的漢奸報刊、廣播、電影等，大肆宣傳“大東亞共榮”思想，妄圖從思想上控制、麻痺人們的精神，以鞏固其殖民統治。特別是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開始的五次“強化治安運動”中，對淪陷區人民的思想控制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經濟上，日偽政權通過建立各種名目的“統制會”，將工農業原材料及其產品以及人們日常生活必需品等物資全部控制起來，沒有這些“統制會”的許可，各種物資不准進出和買賣，如果一旦發現“非法”經營，就會被關進憲兵隊監獄，絕少有人能活著出來。在日偽統治下，大米白面成為軍用品，老百姓隻能吃“配給制”配給的難以下咽的雜合面、五合面等，如果發現中國百姓偷吃大米白面便是死罪，因此而慘死在日軍刺刀下的無辜百姓不計其數。特別是在“強化治安”運動中，日本為維持其不斷擴大的戰爭需要，將天津作為其軍需基地，一方面瘋狂掠奪各種經濟資源，另一方面更加嚴控各種物資，同時逼迫天津人民“獻金獻鐵”，實行“自肅自勵”、“節約奉獻”、“勤勞奉仕”，對天津人民進行殘酷壓榨，人民生活無比困苦。很多民族企業被擠垮破產，大量失業群眾流離失所，慘狀無以描述。
為加緊對中國資源的掠奪以及開發日本本國資源，日偽政權還利用漢奸袁文會組織的大東公司及其他抓捕勞工機構，在華北地區大量招募、抓捕華工。據檔案資料統計，從1940年至1945年，日本侵略者從天津招募、抓捕、轉運的勞工約73374人，而戰后回國的勞工人數隻有22832人及1516具勞工骨灰。
為毒害麻痺中國人民的意志，從“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便在天津大量開設煙館、土膏店、制毒工廠、妓院、賭場等。據日本駐津總領事館統計，“七七”事變前，“在天津有日本僑民5000余人，據說70%從事嗎啡等違禁藥品的批發業務”，“（日）租界有煙館70家，另有100家賣鴉片的商店。”天津淪陷后，到1939年全市有土膏店233家，1940年有大煙館237家。而妓院在天津淪陷后增加更快，僅南市地區就有三四百家，佔全市總數的75%，從業人數達5000余人。日偽政權不僅利用鴉片、娼妓毒害天津人民，還強征慰安婦為日軍服務，當時天津的軍人俱樂部、同文俱樂部、東站會館等就是為日軍提供性服務的“慰安所”。日本租界是天津藏污納垢最甚之地。
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天津人民歷來有不屈不撓反抗外來侵略的精神。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壓迫，天津人民以各種方式開展了堅決的斗爭。如1937年天津淪陷后天津電話局三分局開展了長達三年的“抗交”斗爭﹔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天津“民先”組織（“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成立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簡稱）以各種形式積極宣傳並開展抗日救國活動﹔由熱血青年自發組織的“抗日殺奸團”進行了多次暗殺漢奸的行動，對漢奸起到震懾作用﹔火燒日軍軍需倉庫、日本商店等抗日活動更是層出不窮，這其中還有一次是日本反戰軍人火燒日軍倉庫。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后，天津周邊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不斷壯大增強，他們積極開展武裝斗爭，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
從以上簡單的歷史回顧中，讀者也許不難理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天津人民那種無比喜悅而又百感交集的復雜心情了。
四 抗戰勝利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后，根據國民政府下達的指令，駐華北各地日軍開始陸續向天津集中，聽候發落。同時在華北各地的日本僑民也陸續向天津集中，等候遣返。而這時的天津，中國軍隊尚未進駐，天津治安及安全處於半真空狀態。如此時發生問題，天津將成為一個巨大的火藥桶，天津人民將遭到難以估量的傷害。盡管當時有一部分八路軍武工隊已挺進到楊柳青，但力量單薄，不足以形成對敵威懾力量。
8月下旬，蔣介石根據南開大學張伯苓先生的提議，任命張廷諤為天津市市長，9月初任命剛從美國急調回來的杜建時為副市長兼北寧鐵路護路司令。張廷諤建議由李漢元任天津警察局局長，獲得蔣介石批准。李漢元1929年到天津警察局工作，1931年任天津英租界警務處副處長，1939年因拒絕向日軍引渡抗日學生，被迫棄家逃到香港，后到印度受訓。受訓結束后回到重慶，仍做警務工作。日本投降后鑒於當時天津的形勢，李漢元主動提出隻身先期回天津，為全面接收天津做准備。9月上旬李漢元到達天津。為穩住局面，李漢元通過在北京任日偽治安總署署長的秦華向日偽天津治安部隊和警察局打招呼，讓他們暫時維持社會治安，等待接收。
9月18日上午，李漢元突然接到某派出所打來的電話，報告在日租界內出現了中國人在街上痛打日本僑民的舉動，而且已經蔓延到其他區，成為全市市民自發的行動。李漢元接到報告后一方面非常理解天津民眾對日本侵略者充滿憎恨的心情，但另一方面駐華北各地日軍正攜帶武器向天津集中，如果此時事態擴大，發生流血事件，后果不堪設想。於是他果斷下令各區警察分局立即派警員上街強行制止這種行動，同時將被打的日僑民先送往警局保護起來。下午三四點左右這場風波終於被制止了。而此時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內田銀之助也給李漢元打來電話，問他准備如何處理此事，並以威脅的口吻說：我們海光寺的日本軍人對此事很關心。其言外之意可想而知。李漢元告訴內田此事的處理情況，並要求他通知日本軍人、僑民不得離開住處，也不得走出日租界。為防止日軍以此事為借口制造事端，李漢元第二天親自到海光寺會見內田。會談中李漢元假借奉蔣介石之命，要求內田以駐軍司令官身份約束在天津的日軍，不得走出海光寺兵營﹔約束日本僑民，不得走出日租界﹔轉告各日商不得隱匿資產，等待國民政府接收。內田答應一一照辦。一場可能發生的危機就這樣被平息了。
天津作為北通東三省，南達當時國都南京，東有出海港口的海陸相銜的交通樞紐，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為防止集中在天津的日軍生變，蔣介石任命自己的親信杜建時為北寧鐵路護路司令，將北寧路及其沿線機場、港口牢牢控制住。但國軍一時難以到達天津，為此蔣介石與盟軍顧問魏德邁將軍達成一致意見，由國民政府授權駐沖繩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從塘沽登陸，代表中國政府接受駐津日軍投降。蔣介石之所以出此考慮，一是美軍登陸天津，可以在國軍到達之前協助杜建時切實控制住鐵路、海港和機場﹔二是由美軍出面接受駐津日軍投降，對日軍有震懾作用。而駐北平日軍投降事宜，則由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代表國民政府接受。
1945年10月8日上午9時，駐津日軍受降儀式在美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司令部大樓（今承德道市文化局）門前小廣場舉行。國民政府第十戰區代表施奎齡、天津市市長張廷諤、副市長杜建時以觀禮身份出席了受降儀式。在受降儀式上，駐津日軍司令官內田銀之助及另外6名日本軍官各自解下佩刀交給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司令駱基中將，以示繳械投降，隨后雙方在投降備忘錄上簽字。儀式結束后，內田銀之助和6名日本軍官被美軍押往南貨場日軍戰俘營聽候發落。近萬名天津市民聚集在受降現場附近的街道上，觀看了這場具有重要歷史意義、揚眉吐氣、大快人心的一幕。
在日本戰敗投降69周年的今天，重溫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史，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真相，毋忘國恥。特別是現在當政的日本右翼勢力極力否定侵略歷史，強行修憲，並不斷擴軍備戰，妄圖復辟軍國主義侵略美夢，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高度警惕。歷史就是歷史，無論是侵略還是戰敗投降，不管日本右翼勢力怎樣辯解、否定，它都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稻草都挽救不了日本右翼勢力的沉淪。
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反對外敵侵略所取得的全面勝利，是中華民族重新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中國人民經過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終於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正義力量的支持下，取得了全民族抗戰的偉大勝利。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巨大的民族犧牲、抗擊和牽制了近三分之二的日本侵略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爭取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抗日戰爭中為捍衛民族獨立和爭取民族解放中英勇獻身的愛國仁人志士與在戰爭中慘遭侵略者殺害的無辜平民，永垂不朽！他們可歌可泣的事跡永垂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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