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兆麟
八路軍攻克淶源縣日軍據點，戰士們在內長城烽火台上歡呼勝利
駐津日本軍官繳械投降
八路軍和游擊隊創建盤山抗日根據地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8月15日，這一消息迅速傳遍中國大地，從心底迸發出無比激動心情的中國人民紛紛走上街頭額手相慶，歡慶勝利的呼喊聲、鑼鼓聲如澎湃大潮在中華大地上涌動，一浪高過一浪。“日本終於戰敗降伏了！中國終於勝利光復了！”這就是當年中國人民在歡慶日本投降時將千言萬語匯成最簡潔有力的一句話。
從1931年“九一八”東北淪陷，到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抗戰開始，再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國人民經歷了無以言狀的煎熬，進行了難以描述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犧牲了無數的平民和仁人志士，終於迎來了日本投降的這一天，這是正義戰勝邪惡的勝利，是公理戰勝強權的勝利，是中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人們那種難以表達的復雜心情，那種悲欣交集的喜悅，都融化在“日本戰敗降伏”和“中國勝利光復”這句不斷重復的話語中，伴隨著止不住的淚水盡情地歡呼、慶祝。
天津，這座飽受日軍欺侮和奴役的中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自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后，就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和基地，自那時起日本就在天津設立了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后改名為華北（北支那）駐屯軍司令部、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天津防衛司令部，戰后被國際法庭列為甲級戰犯的關東軍司令南次郎、梅津美治郎以及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陸軍大將多田駿等人都曾在該司令部擔任過要職。1937年7月30日天津淪陷后，開始了長達八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天津人民在日軍鐵蹄下受盡了折磨，很多人慘死在日軍的刺刀下、監獄中，日軍在天津的罪行真是罄竹難書。因此當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突然傳來后，長期壓抑在天津人民心中的積憤和怒火化作激動、喜悅、悲痛與憤恨緊密交織的熔岩，勢不可當地噴發出來。
為了讓讀者理解當時天津人民在抗戰勝利那一刻百感交集的復雜心情，這裡有必要對日本侵略者在天津所犯的罪行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一 營建侵華橋頭堡
甲午戰爭后，日本從中國獲得了價值1億兩白銀的戰利品和2.3億兩白銀的賠款，這筆錢相當於當時日本政府4年的財政收入，遂使日本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得到迅速發展，日本的侵略野心也因此急劇膨脹，開始積極謀劃並加入到瓜分中國的西方列強之中。在1900年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日軍充當了攻打天津的急先鋒：在攻打大沽炮台的戰斗中，日軍首先攻佔了石頭縫炮台，進而搶先攻入大沽北炮台﹔在攻打天津城的戰役中，日軍首先攻佔了海光寺西機器局，然后又以喬裝打扮方式用炸藥炸毀天津南城門，引導八國聯軍攻克天津城，致使天津慘遭屠城厄運。
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后，日軍駐扎海光寺西機器局，開始了長達45年的駐軍歷史，將海光寺變為名副其實的侵華基地、橋頭堡。海光寺原是天津著名寺廟之一，始建於清康熙年間，1858年英法聯軍佔領天津后，清政府與英法聯軍在這裡簽訂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1870年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后，為擴建天津機器局，將海光寺改建為以生產槍炮為主的天津機器局西局，天津人也稱其為鑄炮局。1900年日軍佔領后將海光寺徹底夷為平地后建成兵營，並設立了日軍中國（支那）駐屯軍司令部，首任司令官是陸軍中將大島久直。當時日軍駐北京至山海關一線的兵力，乃至以后駐華北的兵力，全部由天津的駐屯軍司令部調遣。日本之所以如此看重天津，是因為天津不僅是華北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國北方的水陸交通貿易樞紐，並擁有廣闊的資源腹地，是得天獨厚的戰略要地，因此日本將其視為進佔中國的戰略立足點而苦心經營。1926年日軍炮艦在大沽口尋舋炮擊馮玉祥國民軍，制造了“大沽口事件”，並以此為借口向天津增派軍隊，以后又多次以各種借口向天津增兵，擴大駐軍兵力，妄圖將天津變成以武力威懾北京政府、進擊東北的軍事基地。1928年日軍為進一步實現其侵略華北的野心，在海光寺以南的八裡台修建了軍用機場，以后不斷擴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拆毀。
日本將天津營建為侵華兵站基地和橋頭堡不僅僅體現在軍事上，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也是處心積慮。日本自1875年開始在天津設立領事館，以后隨著天津在日本侵華戰略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領事館的地位也不斷提高，1902年升格為總領事館，青島、濟南、太原、張家口的日本領事館都由天津日本總領館管轄，成為日本控制華北地區的中樞。戰后曾出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曾於1922至1924年在天津擔任過總領事。為了實現對中國的侵略野心，日本於1898年在天津設立了日本租界，以后不斷擴張，至1903年天津日本租界面積達21５0畝﹔至1937年日本在天津佔有租界以外的土地面積達10700余畝。日本租界內設有警察署、憲兵隊、居留民團等機構，以及以各種面目為掩護的特務機關和情報機關。1937年天津淪陷后，日本警察署、憲兵隊和特務機關成為殘酷鎮壓天津人民的血腥統治機構。
1931年11月8日，僅僅在“九一八”事變后兩個月，日本就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變”，天津人稱之為“便衣隊暴亂”。這次暴亂是由戰后被國際法庭定為甲級戰犯的土肥原賢二在日本關東軍的指使下一手策劃並實施的。這場暴亂先后發動兩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晚10點半開始，時緊時鬆地持續到20日中午﹔第二次是11月26日晚到27日晨。參加這場暴亂的“便衣隊”暴徒都是由在津日本浪人及其爪牙招募而來的土匪漢奸、地痞流氓、賭徒煙鬼、散兵游勇等無恥之徒，共兩千余人。他們在幕后日軍的指揮下，全副武裝從日租界沖向位於今河北區的省、市政府及公安局等要害機關。天津保安隊對便衣隊的暴亂給予了堅決打擊和鎮壓。便衣隊雖有日軍槍炮，甚至裝甲車撐腰，但始終未能得逞，最終被保安隊鎮壓下去。在這場持續了近一個月的暴亂中，天津一萬多戶貧苦居民流離失所，房屋財產損失嚴重。暴亂期間天津交通斷絕，商店停業，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市面蕭條，給天津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精神創傷。日軍制造這場暴亂雖然未能將天津變為第二個沈陽，但至少實現了三個預定陰謀：一是趁亂將蟄居在天津日租界的清遜帝溥儀劫持到東北當了偽“滿洲國”皇帝﹔二是制造事端，牽制國內國際視線，掩蓋其攻佔黑龍江的軍事行動﹔三是迫使中國守軍退出天津，使天津成為不設防城市。從“九一八”事變和天津事變乃至后來的“七七”事變等實例中不難看出，不遺余力地策劃陰謀，制造事端，進而挑起軍事沖突，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為實現其侵略野心所使用的一貫伎倆，因此人們對日本右翼的野心必須要有充分的認識和警惕，這樣才能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二 加快侵華步伐
天津事變與“九一八”事變一樣，都是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東京“東方會議”上制訂的“大陸政策”的具體實施，當年日本正是遵循這一政策和方針，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始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天津事變后，日本加快了鯨吞華北的步伐，軍事上不斷增兵，經濟上猖獗走私，政治培植親日勢力，為實現其全面佔領中國做准備。1932年8月日軍從關外越過長城，大舉進犯熱河省（今河北省北部），轉年3月熱河全面失陷。當時在錦州的日本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聽到這個消息后欣喜若狂，下令日軍向長城各關口發起進攻。駐守長城各關口的國民革命軍西北軍和東北軍愛國將士面對強敵毫不畏懼，奮起抵抗，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大幕。宋哲元的大刀隊在古北口一線殺得敵寇魂飛膽喪，“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極大地振奮起國人的信心，天津各界積極支援，並上前線慰問。但1933年4月10日蔣介石在南昌卻指示各部將領“匪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日”。5月3１日國民政府代表熊斌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簽訂了《塘沽協定》，將冀東劃為“非武裝區”，中國軍隊南撤，致使華北門戶洞開，平津受到嚴重威脅。1934年7月日本再次策劃陰謀，向國民政府提出“日本在華北擁有特殊地位”的要求，策動“華北自治”。1935年5月29日駐津日軍以中國政府支持抗日義勇軍為由到河北省公署和北洋大學示威﹔6月1日河北省政府被迫從天津遷往保定﹔6月5日土肥原賢二再次制造事端，借口日軍特務在張北被中國軍隊拘留，迫使國民政府將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撤職﹔6月27日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與土肥原簽訂《秦土協定》，協定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察哈爾省，成立察東非武裝區。７月6日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與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簽訂了《何梅協定》，致使華北、平津主權喪失，為日本吞並華北創造了條件。同年10月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唆使香河漢奸組成“華北國民自治軍”舉行暴動，被保安隊鎮壓。11月，在日軍策動下，漢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大搞“華北獨立”……
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愛國學生運動，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等口號，走上街頭舉行抗議示威游行。北平愛國學生的行動立即得到天津愛國學生的響應，天津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愛國學生運動。“一二九”學生運動很快在全國開展起來，反對日本侵略的怒火在中國大地上熊熊燃燒。
日本在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准備的同時，從1931年起在山海關、天津、青島等地開始了瘋狂的走私活動，從經濟上打擊中國的民族工業。大量的日本浪人成群結隊、攜帶武器，用各種運輸工具非法運私貨，從山海關到天津沿線到處充斥著走私物資。日本一方面從華北各地大量收購掠奪原棉，另一方面大量向天津和華北走私棉紗、棉布、砂糖、卷煙等，給以紡織業為支柱產業的天津民族工業造成嚴重打擊，天津六大紗廠及其相關企業生產萎縮，奄奄一息，日本商人趁機低價收購，企圖吞並中國民族工業。根據中國海關1936年統計，自1935年8月1日至1936年4月30日，華北走私使中國關稅損失23306964元，僅1936年4月一個月就損失800萬元。這期間日本向天津走私人造絲12.69萬包，白糖97.58萬包，等等，共偷漏稅3460余萬元。日本在華北的走私給中國經濟造成巨大損失，中國民族工業受到嚴重摧殘。
日本侵略步伐不斷加快，戰爭一觸即發。為了做好戰爭准備，1936年5月日軍按戰斗編制大量向華北增兵，同時在古北口等處修筑炮台，在平漢線、津浦線、北寧線、平綏線等各鐵路沿線增派重兵，准備隨時發動侵略戰爭。1936年10月26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舉行了以奪取北平為目標的大規模軍事演習﹔1937年3月日軍數十艘軍艦在青島舉行了大規模登陸演習﹔4月日軍在天津附近先后舉行了數次軍事演習。種種跡象表明，一場有預謀、有准備的大規模戰爭即將開始。有些日本右翼學者胡言“七七”事變的爆發是“偶然因素”引起等，完全是顛倒是非，胡說八道，從以上所列舉的幾個簡單數據即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完全是有預謀、有准備的，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與“九一八”事變、天津事變的手法如出一轍，難怪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曾對日本做出這樣的評價：“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一個卑劣、無恥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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