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要善於總結經驗的思想

二

鄧小平指導起草並經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不但為正確對待歷史提供了范例，而且對我們正確總結歷史經驗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

粉碎“四人幫”后，黨面臨著撥亂反正、開辟未來的新的歷史使命。這個歷史過程，正如鄧小平所概括的：“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00頁。）鄧小平在指導制定《歷史決議》過程中提出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工作方法，對我們正確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正確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都有重要的啟迪和指導意義。

首先，從黨的事業和對歷史負責的高度，指明《歷史決議》最核心的問題、第一位的問題，就是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不僅今天而且以后，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粉碎“四人幫”以后，社會上出現了一股以“西單民主牆”事件為代表的企圖否定毛澤東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非毛化”思潮，這種情況造成了黨內的某種思想混亂。針對這種不負責任的、反歷史的觀點，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勛是永遠不可磨滅的。”（《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48頁。）他特別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299、298頁。）為了貫徹這個符合歷史實際的指導思想，他特別提出總結歷史的兩個指導原則，一是總結歷史上的錯誤，不應著重追究個人的責任，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錯誤的主客觀原因，從中吸取經驗教訓，使之不再重犯﹔二是總結歷史，主要是為了開辟未來，團結一致向前看。針對一些人對問題不作具體分析，簡單地把錯誤的責任都歸於毛澤東一個人，鄧小平強調指出，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96頁。）。“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72頁。）。他明確指出，對有些同志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問題，整個決議都不如不作。

其次，指明對待歷史、評價歷史人物，要堅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則。實事求是，就是要從歷史實際出發，以歷史事實為依據，這是研究歷史、評價歷史人物應當堅持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鄧小平在指導起草《歷史決議》的時候，特別強調要貫徹這一原則，他指出，對建國 30年來的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對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也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隻能實事求是地肯定應當肯定的東西，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同樣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這個原則在《歷史決議》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把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錯誤作了科學的區分，他晚年的錯誤是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糾正他晚年的錯誤正是為了回到毛澤東思想上來﹔毛澤東晚年的

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的錯誤，是在探索過程中出現的，等等。這些正確的結論，為評價領袖人物提供了科學的方法。

再次，在起草過程中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揚民主，集中了群眾的智慧。在起草過程中，通過各種會議、個別交換意見，充分聽取、吸收從領導層到理論界等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使《歷史決議》成為集體智慧的結晶。特別是鄧小平還專門找中央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同意大利記者的談話（涉及對毛澤東評價的問題）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干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夠接受。廣泛聽取意見的過程，也是統一認識的過程。事實証明，如果對毛澤東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這提供了我們認識問題的重要的立足點。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