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鄧小平要善於總結經驗的思想

三

鄧小平晚年依然十分注意總結實踐中的經驗，他退休后對分配問題的思考和多次談話，就是善於總結實踐經驗的體現。他直面現實而不諱言收入差距擴大現象的出現，尖銳指出貧富懸殊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並富有預見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將會成為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

在指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鄧小平是既積極又慎重的。他曾設想在這場社會變革中有可能導致的逆向發展的種種情況，諸如，改革如果導致兩極分化，就算失敗了﹔改革的結果如果出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如果社會風氣壞下去，經濟搞上去是沒有意義的，等等。但是，當現實生活一旦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政治家的鄧小平，並沒有回避問題，而是直面現實，揭露和解決矛盾。這是對我們黨的事業有信心的表現。他在晚年關於分配問題的六次談話中，都嚴肅地提出了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貧富懸殊、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特別是 1993年 9月他關於分配問題見於記載的最后一次談話中，非常坦率而尖銳地指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他還說：“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64頁。）深刻表達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憂慮。

鄧小平對堅持社會主義兩個根本原則的問題，始終是明確的，這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他提出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其目的也是為了讓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區能夠幫助后富的人和地區，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在這裡，共同富裕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巨大優越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則是依據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使之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正確途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政策的整體。他曾設想到了 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后來的發展並非像原來設想的那樣，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是值得認真研究和解決的，而且也是可以逐步加以解決的。但鄧小平關於共同富裕的思想，始終是明確的。1990年 12月 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鄧小平文選》第 3卷，第 364頁。）他還說：“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隻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2頁。）這是從我國發展的方向和大局上提出這個問題的。1992年 12月，他在上海看到《參考消息》刊登的兩篇外電報道：《馬克思主義新挑戰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經濟強國》，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實行自由市場的自由派所面臨的挑戰將不僅僅是顯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效率高，而且還要顯示資本主義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當時正是蘇東劇變發生不久，西方一些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如果不能解決在財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問題，總有一天主張公平合理分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會重新高漲起來。這則報道，引發了充滿憂患意識的鄧小平的深深思考。歷史曾經証明並仍在証明，以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不可能解決公平合理的問題，那麼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何解決好社會成員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課題。為此，他專門提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不同地區總會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我們的政策應該是既不能鼓勵懶漢，又不能造成打‘內仗’”（《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56—1357頁。）。鄧小平特意要求工作人員把他的這段話記錄下來，並送給中央領導同志參閱。由此可見他對分配中出現的問題是何等重視。

鄧小平清醒地看到，現實生活中存在著收入差距擴大現象，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將會導致嚴重后果。1990年 7月，他在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尖銳指出：“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隻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17頁。）誠然，他在這裡所說的兩極分化會引發革命，是極而言之，但也是根據中外歷史經驗提出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和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從社會根源上來說，都是由於出現了超出人民忍受極限的貧富不均、社會不公這一經濟原因引發的，所以歷史上歷次農民戰爭都有“均貧富”的主張。當然，近些年我們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現象，是在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況下出現的，是屬於人民群眾還能忍受的范圍之內，但就其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來說，必須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和重視，必須加以認真的解決。

在鄧小平看來，我們的發展，“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這是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的警示。他一貫強調，在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為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証。而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是因為，所有制問題，是涉及判斷一個社會性質的標准問題。馬克思說：“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立的特征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345頁。）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常識告訴我們，社會是生產關系的總和，而佔主體地位的生產關系決定社會的性質。生產資料由誰佔有，決定著人們在生產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勞動產品中所佔的不同份額，擴而大之，它決定人們在整個社會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和階級勢力。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確立，意味著社會佔主體部分的生產資料成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有，不再成為剝削和壓迫人的工具，這就為社會成員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証，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也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可以想見，如果這種佔有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也就是說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就不能不使社會性質發生蛻變。很顯然，如果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兩極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和解決的話，勢必會危害到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關系，因為這種現象的發生，表明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動搖，甚至使公有制的勞動成果通過種種非法手段被佔有，公有制最終名存實亡。所以，鄧小平的“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深刻的現實警示意義。

鄧小平正是基於對兩極分化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的深刻認識，強調“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1364頁。）。短短數語，透出他的重視與急切的心情。越是到晚年，他越強調要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要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一定時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要調節分配、要做好調節稅的工作，等等。應當說，他在這時特別提出要善於“回頭總結經驗，勇於改正缺點”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於我們尋找解決這一難題的途徑，有重要的指導作用。近些年，有人把一些學者提出要反思改革即要總結經驗的正確意見，說成是反對改革，這顯然是一種誤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認識是沿襲了“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思維方法，也是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無知。隻要我們仔細學習和體會鄧小平關於總結經驗的深刻思想，就不會有這樣的錯誤認識。

﹝作者梁柱，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