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成立時黨員數是多少？

1921年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畫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議程，庄嚴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共一大召開時，全國到底有多少黨員？對於這個問題，由於缺乏原始檔案材料，回憶資料不夠准確，認定曾一直存在困難。

最近，由中共嘉興市委宣傳部、嘉興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嘉興學院紅船精神研究中心聯合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研究》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該書認定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共有58人。

人數之爭的歷史謎團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的界定是指在1921年7月底8月初，中共一大召開之前，已有的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這些早期組織是指在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下，由陳獨秀、李大釗等領導創建的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

關於中國共產黨早期成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是50人，中共一大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是53人，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寫得比較含糊，說是50余人。后來，張國燾在莫斯科說是57人。

主要的爭議，圍繞“53人說”與“57人說”展開。

“57人說”依據1928年中共六大召開時的一份統計表，該表中所記一大黨員數為57人，包括了旅法中共小組。但這一記載在后期論述時，對於代表中“工人4人”一說的爭議較大。

而“53人說”的依據是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保存的一份寫於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的俄文檔案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個應該是距離中共一大召開最近的一份文字記載。文中稱“已有6個小組，有53個成員”。

但這份檔案並沒有把旅日、旅法小組包括在內。如果都算上，應該是8個小組，又由於旅日小組已包括在上海小組內，所以應在53個成員之上再加上旅法小組5人，這樣應有58人。

如何認定是58人

嘉興的社科理論工作者們擔負起“中共創建過程中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該書課題組在國內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的基礎上，經過三年的實地調研和詳細的史料考証，最終認定中共宣告成立時，共有58名黨員。

此前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在“黨的早期組織的建立”一節中一共列舉了59位成員的名單：

上海（17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玄廬、邵力子、袁振英、陳公培、施存統、林祖涵、沈雁冰、沈澤民、楊明齋、俞秀鬆、李啟漢、李中、周佛海。

北京（14人）：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羅章龍、劉仁靜、范鴻劼、繆伯英、張太雷、李梅羹、宋介、陳德榮、張申府。

武漢（10人）：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劉伯垂、張國恩、趙子健、鄭凱卿、趙子俊、黃負生、劉子通。

長沙（3人）：毛澤東、何叔衡、彭璜。

廣州（6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李季、陳獨秀、袁振英。

濟南（2人）：王盡美、鄧恩銘。

旅法（5人）：張申府、周恩來、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

旅日（2人）：施存統、周佛海。

上述59人名單中，有陳獨秀、陳公培、施存統、袁振英、周佛海、張申府6人重復出現，所以隻有53人。這個名單包括了旅法小組5個人，如果去掉旅法小組的5個人，隻有48人，顯然與1921年下半年的不具名俄文檔案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中所說的國內“現在有6個小組，有53人成員”的說法不相符。那麼，國內至少應還有5人未包括進來。那這張名單裡究竟遺漏了哪些人？

根據親歷者回憶，北京小組還有朱務善、江浩、吳雨銘3人。其中，張國燾回憶朱務善是在1920年9月加入青年團的，朱本人回憶講是在1921年3月參加北京小組的。江浩是民國國會議員，思想積極，1920年底由南方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釗的幫助和影響下，加入了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並捐助了較多的活動經費。至於吳雨銘（又名吳汝銘），張國燾明確肯定他是黨員。張在《我的回憶》第三章中提及“1921年1月1日……中共黨員吳汝銘參加學校工作。”

另根據調查，長沙小組還應增加賀民范、易禮容、陳子博3人。濟南小組還應增加王翔千。

而59人名單中在列的黃負生與劉子通都是武漢中學國文老師，被認為是在1921年8月由陳潭秋介紹一起入黨的。由於陳潭秋出席了黨的一大，一大在8月初閉幕，陳回到武漢才能介紹他們入黨，由此推斷，黃負生、劉子通應是在一大以后入黨的，不應算是早期組織成員。

由此在名單中增加7人，移除2人，與不重復的名單合計為58人。該說法與1921年的“53人說”加上旅法小組的5人的算法一致。

這一新觀點，得到了眾多權威黨史專家的認可，成為目前國內關於中共黨史的最新研究成果。與該成果同時發布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及其成員研究》中還首次系統地梳理出8個小組的全部成員。“這是一部填補中共黨史研究重要空白之作。”求是雜志社社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