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炸不毀的意志
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后,越來越多的高校遷入重慶。據統計,抗戰時期遷渝高校共有30來所,約佔內遷西南高校總數的65%。內遷高校與重慶原有院校和新辦高校加在一起,使得抗戰后期重慶高校達到38所,居全國之冠。
內遷的學校,環境與辦學條件惡劣而艱苦,師生常以糙米稀飯果腹,有時隻能以野菜、山芋充飢,致使瘧疾、痢疾、肺結核、夜盲、疥瘡等百病叢生,死傷者不乏其人。
重慶出版社出版、重慶學者韓子渝編寫的《重慶舊聞錄1937-1945》中對學生艱苦的生活有詳細記載:
“1941年,遷到重慶巴縣興隆場(現為沙坪壩區回龍壩鎮)的朝陽大學,辦學條件極其惡劣,學校以巴縣申家祠堂和佛家寺廟為校舍,房屋破舊不堪,必修的課程都是將幾個班級的學生集中在一個大房子裡聽講。一處靠著戲台的小壩子便是運動場和大會場,師生的伙食每頓都是稗子、砂石和糙米煮成,被師生戲稱為‘八寶飯’,而菜則是清水蘿卜、白菜。”
當時正在南開中學讀書的台灣學者齊邦媛,在她撰寫的自傳體回憶錄《巨流河》中,生動地描繪了與臭虫“斗爭”的生活片段: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擾是臭虫。為了對付臭虫,每隔幾個禮拜,我們三四個女生就抬著自己的木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會把虫子熏掉一些。后來發現沒用,因為臭虫已經多到進了地板、天花板……晚上,由電線接上的燈泡上,一串一串的臭虫沿著電線爬下來,就連地板上也有數不清的臭虫從腳旁爬過來,我們隻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個不停,一面睡,沒有一個人不終生難忘的。”
除了“八寶飯”、臭虫,更要命的是日機的狂轟濫炸。
據統計,僅1938年至1942年,日機便出動1059架次,對沙磁文化區進行了狂轟濫炸。許多學校常常在晨光未露時上課,在霧散時跑警報。學校考試時,常會出幾套題目備用,以防空襲干擾——若考試期間,日機空襲,學生便躲進防空洞;空襲之后,學生走進考場,學校便另發試卷,繼續考試。
在隨時都有性命之憂的絕境下,西遷的各高校仍然非常注重學科建設和教學質量,師生們也以振興中華為己任,發奮努力讀書,潛心研究學問。
復旦大學成立了“讀書會”,敦請著名學者和社會名流來講課。如請馬寅初演講“馬爾薩斯人口論”,請梁漱溟講“鄉村建設運動”等。該校還先后有陳望道、張志讓、孫寒冰、陳子展、曹禺、方令儒、童弟周等逾百人任教。
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理學院院長是著名數學家何魯,工學院院長是著名無線電專家馮君策(馮簡)。此外,李四光、段調元、俞建章等人都曾到該校授課。
四川省立教育學院則聘請了湯茂如講教育學、陳白塵教戲劇、商承祚講甲骨文……此外,周恩來、老舍、梁漱溟等人也都曾到校講演。
復旦老校友蔡可讀在回憶文章《夏壩歲月》中這樣描述:
“太陽剛剛上升。沿嘉陵江的斜坡上,就已散坐著三五成群的同學在學習了,有的則坐在沿江的茶館內備課;或爭辯著國內外大事。晚飯后,有的同學向圖書館方向奔跑佔好座位。”
當年的一名學生回憶稱,學生們學習熱情不減,一些知名教授上大課,往往座無虛席,去遲了隻好站在教室后面,甚至在教室外面聽課。
現年94歲,曾在1937年輾轉進入重慶大學學習的王德懿老人回憶,每到夜晚,各所學校微明的電燈和如豆的油燈與嘉陵江的天光水色交相輝映,形成陪都重慶戰時特有的文化景觀,時人美其名為“沙坪學燈”。
正如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當年所說:“敵人可以炸毀的是我們的物質,炸不毀的是我們的意志!炸得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結果,炸不毀的是我們建設的經驗!”
3 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
1985年2月6日,荷蘭海牙的和平宮裡,一位中國老人身著法官大袍,庄嚴宣誓:“願秉公竭誠,必信必忠,行使法官的職權。”
這位成為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的老人倪征公式,也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國際大法官,抗戰時曾在四川巴縣朝陽大學任教。
從抗戰時的重慶走出的還有: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世界級華人科學家、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丁肇中,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閔恩澤,“兩彈一星”功勛朱光亞、任新民、黃緯祿,五星紅旗設計者曾聯鬆……等等。
“抗戰時,西遷重慶的學校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各類人才,可以說那是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重慶地方史研究專家張建中說,日本侵華給中國教育資源造成巨大的破壞與損失。據統計,戰前全國大學與專科學校有學生4萬余人,教職員7000余人。到1938年,學生數降至一半,教師數減少30%。
中國代表團出席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屆大會時曾指出,“抗戰8年間,我國教育文化,曾受敵人之重大摧殘。(日本人)為欲達其長期統治中國之目的,故極力奴化我青年之思想,摧殘我教育文化機關,欲以消滅我固有之文化。因此之故,我國戰時教育文化之損失,乃至是驚人。”
“但是,日本侵華不但沒有徹底摧垮中國的教育事業,相反,激發了廣大師生員工的愛國熱忱,自立自強的民族意識空前高漲,中國教育發展進入了一個興盛時期。”重慶地方史研究專家唐潤明認為,抗戰時期高校內遷,不僅保存了各高校的基本實力,更重要的是,聚集在這些著名學府的專家、教授和學者,通過著書立說、傳道授業、教生收徒,不僅推動了戰時中國教育與學術的發展進步,壯大了當時民主運動的力量和隊伍,為日后“第二條戰線”的開辟奠定了堅強的思想、理論和組織基礎,同時也改變了重慶乃至整個西部地區原有教育落后的面貌。
據了解,抗戰前的1936年,重慶中等學校僅有25所,在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則達到了71所。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國民教育(即初等教育)達到294所,較正式實施國民教育前的42所,增加了7倍。民眾補習教育也比戰前的21所(班),最多時增加了15倍。（記者 匡麗娜 實習生 高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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