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內遷到重慶大學鬆林坡的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張伯苓。
愛國民主人士、文化名人梁漱溟。
抗戰時學生在學校門口的合照。 (資料圖片)
●1935年5月,剛從重慶飛回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令
總務處趕制900口大木箱
●圖書儀器、重要文件、拆卸好的三架飛機、泡制好的24具解剖用死尸、從外國引進的珍貴
牲畜……都一一裝進900口大木箱,全部通過水路運到重慶
●抗戰爆發后,南開大學被日本飛機炸得精光,中央大學卻搬得精光,連畜牧場的牛羊都
從南京趕到了重慶
“馬上趕制900口大木箱,木箱內還要釘上質量上乘的洋鉛皮!”1935年5月下旬的一天,乘蔣介石專機從重慶飛抵南京,趕回國立中央大學參加畢業典禮的校長羅家倫,急匆匆命人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好端端要這麼多木箱干什麼?”眾人一頭霧水。
“以后隻怕要派上大用場!”羅家倫眉頭一緊,嘆口氣說。
羅家倫為什麼這樣說?這900口大木箱究竟要用來干什麼?
當時,也許很多人還沒意識到,一場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即將爆發,國難當頭,中華民族復興之根本——國家之教育事業,也將面臨一場生與死的考驗。
1 900口大木箱的妙用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其全面侵略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3年,羅家倫在一次演講中,詳細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並稱“1935年—1940年之間,中日必有一戰。”
1935年5月,羅家倫前往成都面見蔣介石,搭乘蔣介石專機回南京時,曾在重慶短暫停留了兩天半。那兩天,適逢重慶大霧彌漫,在對重慶做了一番考察后,羅家倫認為:“若是中日戰事發生,重慶是一個可守之處”,也是戰時設校的一個理想地點。回到中央大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令總務處趕制900口大木箱,以便以后搬遷用。
很快,事實証明了這是羅家倫的一個英明決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了達到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的目的,日軍有意識地對中國各高校、中學進行了瘋狂的破壞和摧殘。
1937年7月28日,日軍佔領天津后,29日一早便出動飛機、大炮轟炸南開大學,並把尚未炸毀的樓房澆上汽油,整個南開校園的“大部房屋,悉成灰燼”,南開大學的中、小學部均被夷為平地。
“我們決不當亡國奴!”1937年8月,羅家倫緊急通知正放暑假的學生返校,宣布全校將西遷重慶。
學校能搬的東西幾乎全部都搬了:圖書儀器、重要文件、拆卸好的三架飛機,甚至泡制好的24具解剖用的死尸、中央大學農學院從外國引進的珍貴牲畜(一個品種一對)……都一一裝進900口大木箱,全部運至漢口,然后通過水路遷往重慶。
1937年度新入學的中央大學學員王禹九曾記述了隨校西遷的一個場景:
“我於中秋節(1937年)后二日晨抵達下關碼頭,搭乘校方所包之大貞丸(為我方俘獲的日籍輪船),該輪因搭運圖書儀器及農學院乳牛,自上午起即牽牛上船,因牛不習慣走跳板,極為吃力費時,故整個下午均耗費在牛隻上船這件事。是日約黃昏時分,忽聽空襲警報,大貞丸號乃駛往上游避難,晚九時起,船始正式開航。”
一路走走停停,歷經艱辛,經過數月奔波,中央大學師生才最終抵達目的地重慶。
當年12月1日,中央大學沙坪壩新址正式開課,開創了戰時遷渝高校在渝行課的先河。
更令人為之動容的是,中央大學的幾名牧場職工,歷時1年,用他們的遣散費作路費,一路跋山涉水、風餐露宿,歷時約1年,行程數千公裡,於1938年11月下旬,將學校未來得及運走的農學院畜牧場的雞、鴨、鵝、兔等牲畜輾轉趕運到重慶。
在中央大學校門外,當羅家倫在重慶重逢這些南京“故人”時,熱淚不禁奪眶而出。
對此,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曾在一個公開場合慨而言之:“抗戰開始以后,有兩個大學都弄得精光:南開大學被日本飛機炸得精光;中央大學卻搬得精光,連畜牧場的牛羊都從南京趕到了重慶。”據1989年版的《南開大學校史》記載,當年南開初步統計財產損失300萬元(法幣),為當時全國高等學校全部戰爭損失的1/10。
遭受巨大損失的不止南開大學。
數據顯示,抗戰爆發前,中國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絕大部分遭日軍轟炸,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辦。北京大學的豐富藏書陷落敵手;清華大學沒來得及運走的20余萬冊圖書被洗劫一空;中山大學倉促西遷,僅理、工、農、研各院,兩廣地質所、廣東通志館未能遷移而損失的圖書、儀器、標本、模型等就達604箱,圖書雜志20多萬冊。
中華民族的文脈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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